游 謙（慈濟大學 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New Religions and Mainstream Denomination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摘要：
我發現雖然在學術圈裡可以把宗教團體分成「教派」、「分派」與「新派」，實際上這樣的分類根本無法面對某些宗教團體，因為沒有一個宗教願意被貼上 「分派」或「新派」的標籤。如果以歷史脈絡來分析，就會發現這些都是相對的詞，他們都是動態的定義，也就是說必須在特定的脈絡下定義這三個詞的關係。因此我建議對宗教有同理心的學者，在使用這些敏感詞彙的時候，應該儘量有完整的敘述。
另外我認為把分派與神秘主義截然劃分卻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內在神秘的宗教經驗往往是形成分派的主因之一，無須單獨劃分一派。而許多分派已經傳了數代，信徒就在這樣的宗教環境下長大，卻仍然具有強烈的分派性格，沒有走回主流教派的形式。當然，分派和新派在形成之初一定會被認為是新奇、自創、反常規、甚至是怪異的宗教團體，然而這些信徒們必須相信他們是真正受啟示者，甚至是被揀選的少數才能積極火熱地傳承下去，否則像陳恆明的飛碟會不到幾年就瓦解了。
關鍵詞：相對的詞、動態的定義、歷史脈絡、教派、分派、新派
Keywords: relative terms, contextually defined, historically contextualised, denomination, sect, cult
前言：[1]
我贊成史答克(Stark 1996)用denomination/sect/cult 的三分法來區分新興宗教與主流教派，我也贊成史答克與班卜利基把sect定義做：「在 個文化中的某一既有宗教內產生各種分裂支派」，[2] 而把cult定義為：「價值和實行偏離所在社會之主流宗教價值和實行的宗教團體」(Stark and Bainbridge 1987; Bainbridge 1997；參考 林本炫 1998)。[3] 為了符合史答克與班卜利基對這些詞的定義以及符合華人宗教的習慣用法，我主張把”denomination”譯為「教派」、把”sect”譯為「分派」、把”cult”譯為「新派」。[4]
但是我發現雖然在學術圈裡或許可以把宗教團體做如此的分類，實際上這樣的分類法根本無法面對某些宗教團體，因為沒有一個宗教願意被貼上 sect 或cult的標籤。例如近幾年最受國際矚目的華人宗教團體法輪功，[5] 國外媒體如果用 sect 或 cult 來稱呼這個教團的時候，就會引發他們的抗議。[6] 其實自從1978年發生「人民殿堂」(the People’s Temple)事件後，cult 這個詞已經普遍被污名化，如果這個字眼一出現，大多都是負面的，例如”spoof cult”（拐騙的新派）, “destructive cult”(毀滅性的新派), “evil cult”（邪惡的新派）等等(參考 Barker1986)。[7]
我認為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者很少從歷史縱深來做探討。如果以宗教史來分析「教派」、「分派」與「新派」的關係，我們就會發現這些都是相對的詞（relative terms），他們都是動態的定義(dynamically defined)，也就是說必須在特定的脈絡下定義(contextually defined)這三個詞的關係。
例如，一個主流宗教通常包括了許多「教派」，例如佛教就有天臺、淨土、禪宗、臨濟、曹洞等教派，這些教派都認為他們是佛教的一份子，而各個教派的信徒也都互相承認是佛教徒。基督教也是教派林立，浸信會、長老會、衛理公會、聖潔會、循理會都認為自己是基督教的一份子，而各個基督教派也互相承認大家都是基督徒，都是主內的弟兄姊妹。因此我認為教派與主流宗教的關係是：各個教派大多會認為他們是某個主流宗教中的一個教派，而且各個教派的信徒也會認為他們是同宗教的人（參見附錄）。因此我們會看到如果如果有人提及某個教派時，會在前面加一個教名，例如「佛教臨濟宗」或「基督教循理會」。
而「分派」與主流宗教的關係就很緊張，這些團體都是從教派分裂或脫離出來的，因此教派的信徒往往會認為他們是「異端」(heresy)，而這些分派的信徒會認為自己才是「正統」(orthodox)，並且通常仍以母體的宗教自居，指責教派信徒已經悖離真正的信仰。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分派與主流宗教的關係是：分派認為他們才是主流宗教的正統，而主流教教也認為這些分派的信徒皆是異端（參見附錄），因此我主張如果學界或社會大眾如果要說某個宗教團體是「分派」的話，最好將之脈絡化。
而「新派」與主流宗教的關係則較為簡單，主流宗教大多認為這些新派是新奇的(novel)、怪異的(peculiar)、自創的(innovative)或反常規的(deviant)(參考Stark 1996)。而這些新派則認為別人都一知半解，而自己才是真正受到啟示者(the revealed)，才是被揀選的少數(the chosen few)。因此，主流宗教與新派的關係是：互不承認（參見附錄）。互不承認的結果就會引來各宗教的信徒的攻擊，甚至招到大社會的壓迫，陳恆明的飛碟會(參見 游謙 1999)、一貫道與禪定學會都是明顯的例子，因為他們在台灣當時的社會脈絡中，實在既怪異且反常。
當然，有些人建議既然新興宗教團體一聽到「分派」或「新派」這些詞就反胃，那麼乾脆把他們統稱做「新興宗教」(new religions)或「新宗教運動」(new religious movements)，以求價值中立（參考 真理辯正 2002）。但是我覺得那也是顧此失彼，因為跟據我的田野經驗，幾乎沒有團體認為他們是新的宗教，他們會反問我：「這個信仰都已經五千年了，還算新嗎？」，或是說：「我們這個才是真正傳承自耶穌基督的團體！」而且如此地統稱也無法彰顯新興宗教與主流教派的微妙關係。以下我以基督宗教、伊斯蘭和佛教的教內分合史來闡述我的觀點。[8]
從基督教歷史看教派、分派、與新派的關係：
我這個主張源自於對宗教歷史的反省。拿撒勒人耶穌在二千年前的時候本來僅在猶太人中間傳道，猶太人常常稱他為「拉比」(Rabi)，並有許多人認為他是傳說中的「彌賽亞」(the Messiah)，這個時候他是當地主流宗教的一份子。但是後來這位拉比與眾拉比產生嚴重的衝突，於是當時社會的主流宗教猶太教視他和門徒們為異端，他們從此變成了猶太教的「分派」，耶穌也因此被釘十字架而死。然而，耶穌基督的使徒保羅等人把這個信仰帶進羅馬城，並且創立基督教，此時對羅馬人而言基督教就是「新派」，因此不斷地受到大社會的迫害。
但是自從康士坦丁大帝(the Constantine)把基督教定為國教，而初代教父又在325年聚集召開「尼西亞會議」(the Council of Nicaea)後，基督教成為主流宗教，不相信「道成肉身」的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和不相信三位一體的基督教派都被打成異端，成為基督教的分派。1054年東、西教會分裂，俄羅斯與希臘的教會自稱「正教」，把羅馬教會視為異端，而羅馬教會也把俄羅斯與希臘教會視為異端，此時東西教會互為對方的「分派」。
馬丁路德於1517年在德國發動宗教改革時，當時的大公教會(the Catholic Church)就把路德與他的響應者視為異端，而路德等人卻認為自己才是基督宗教的「歸正者」(the Reformers)，此時這些參加宗教改革的人變成了天主教會的「分派」。但是後來這些改革者得到熱烈的支持，基督新教搖身一變為主流宗教，路德會、長老會、安立甘教會等改革團體成了正式的「教派」，並且認定「重洗派」(anabaptism)是異端，當時重洗派變成了基督新教的「分派」，然而現今又成為主流的「教派」。
以本土的基督教為例，「聚會所」（現在正式定名為「召會」）的始祖倪柝聲於1903年出生於福建汕頭，他本人讀過神學院，但卻在1922年宣佈脫離所屬的美以美教會，並於1923年創立了第一間聚會所，於是被主流基督教會視為異端，倪柝聲的團體成了基督教的「分派」。聚會所成立之初每天派遣六十多位同工在福州傳道，因而轟動了全城，但是1924年因牧師按立(ordination)問題，福州聚會所分裂，倪柝聲被同工視為異端而革除會籍，他便離開了福州。倪氏後來隱退於山東煙台靜養時遇見了他的傳人李常受。李常受的家庭本來屬於美南浸信會，但是他決心跟隨倪氏而脫離所屬教派。李氏擅長組織，具有召會信徒所稱的「治理」、「配搭」、「建造」等恩賜，因而煙台的傳教工作極為順利。1949年中國變色，李常受等人來到台灣，經過一年的殷勤佈道，台灣聚會所信徒人數竟呈三十倍的增長。後來李登輝等人陸續加入，聚會所教勢如日中天。
聚會所主張耶穌基督在整個世界中，只有建立一個教會，因此他們不承認各基督教派，認為「教派」的存在破壞了教會的一元性，至此，各教派視他們為異端，而他們卻認為他們才是真正的基督信徒，因此他們也視各教派為悖離者。七○年代，也就是台美斷交的時期，李常受帶領四百多位信徒移民至美國十大城市，以後幾年續有移民，聚會所在台灣引發的議論才漸平息。
而「新約教會」這個本土教會與聚會所有很密切的關係。該教會由粵片影星江端儀在香港創立，她小時候從母親接觸到基督教主流教派，後來從「神召會」學到「聖靈充滿」的教導 (晨光 1987：49)。從此便脫離電影圈，並在自家設立教會（彭菲 1997：634）。
1965年底江端儀來台傳道，她認為自己建立的教會是唯一受聖靈感召的真教會，是在重新建立新約初期原始正統的教會，因此鼓勵其他基督徒，都當「拆毀、拔出」，脫離公會宗派，回歸新約教會才能得救(郭鳴琴1997：2)。此時他們成為基督教主流教派的「分派」。而在這期間，「聚會所」因為領導權的爭執，自1962年至65年曾數次分裂，不少的信徒離開另外成立家庭聚會，這其中包括洪三期等另一批後來新約教會的主要同工（彭菲 1997：650）。
1966年江端儀死於舌癌，其女張路得承繼母位，繼續率領新約教會信徒。張路得深受台灣信徒的擁戴。但自從與陳貴芳結婚後，張路得路線變為溫和，並試圖與一般主流教派拉近距離，她稱之為「屬靈轉彎」(彭菲 1997：638)。此時新約教會差一點從主流教會眼中的「分派」變成「教派」。熟料這個「轉彎」遭到內部的反抗，1976年時教會許多人否決她的領導資格(晨光1987：49；胡遜 & 陳曙光 1981：53)。最後只好放棄她母親交給他的棒子回香港去了。隨後該教會在臺的主要發展是由稱為「東方先知」的洪以利亞（洪三期）所領導，繼續江端儀的原始路線。
洪三期本來在台南長老教會傳教，中途轉入台南聚會所，因不滿其教義而離開(胡遜 & 陳曙光 1981：54)。洪以利亞在台北遇見江端儀，並轉入新約教會，後來就請新約教會的信徒們上山，他們在此採自己自足的集體生活方式，類似以色列的囤墾社區。由於在當時戒嚴的時期，這樣的宗教發展乃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密切注意，對於這樣一個偏僻深山的團體決定採取干預行動，所有的人都不能居住在山上，新約教會從此與政府對立(晨光1987：49)。
1988年新約教會資深信徒左坤帶領一批信徒出走，自創「耶穌基督血水聖靈全備福音團」，並且說他是「末世 神所揀選的使徒」，他們抨擊新約教會只顧批評政府，而不好好宣揚教義，而洪三期則反擊說他們禁不起考驗，怕惹禍上身，此時全備福音團成了新約教會的「分派」。左坤帶領信徒深入中國，建立了一千多處據點，一百多支福音隊在各地往來奔走，引起中國政府的注意，並被嚴格箝制，此時全備福音團變成了北京政府眼中的「邪教」。
從佛教看教派、分派、與新派的關係：
以清海無上師所創立禪定學會的歷史來分析也可以看出「分派」和「新派」這二個詞必須與「教派」一起來討論。清海於1952年八月生於越南，亦在越南皈依。1983年底來台，次年初在臺灣臺北的臨濟寺受比丘尼戒。此時她穿袈裟、剃光頭，是正統的佛教出家人，否則不斷強調正信的聖嚴法師出國弘法時，就不會把她帶在身邊做翻譯。
後來她雲遊到印度，並遇見了瑜珈大師薩卡辛（Thakarsingh），學得了一些修行的心法。清海於1985年再到臺灣，住於內湖一處民宅傳授這種心法，並且定名為「觀音法門」。到了1988年教勢如日中天，許多人被這位深著黃色袈裟女尼的新佛法吸引。[9] 但是她的新佛法倍受佛教人士的批評，認為這是披著佛教外衣的錫克教。此時我們可以說清海的法門已成為佛教的分派。1989年元月，她的老師到臺北宏法，這位纏頭白髮的上師當下他就承認清海是他的弟子，並對清海沒有前來拜見而不悅。
廣受佛教人士批評後，她乾脆留長頭髮，身穿華服，並且告訴信徒：「不要看佛經，不要拜佛，只要印心、打坐（聽音）就好」，後來他甚至說她傳的不是佛教，而是統合各教的菁華(趙星光 2002)。至此，她的禪定學會已成為我們定義中的「新派」。
以當今日本最大的宗教組織「創價學會」為例，[10] 該會緣起於「日蓮正宗」，是日蓮法師於十三世紀所創立。日蓮主張當時已是末法時期，《妙法蓮華經》才是救國救民的唯一正法，而他本人正是「末法本佛」，這個主張受到日本佛教強烈排斥，該宗成了個佛教的「分派」。
1930年牧口常三郎創立「創價教育學會」，此學會本是由一群教育工作者所組成的一個關懷教育改革的團體，後因牧口入信日蓮正宗，確信以日蓮教法作為教育理論的根本，就能達成「創造人格價值」，學會也從單純的教育改革團體，轉成宗教的團體。二次大戰時，牧口與戶田城聖，因反對當時政府的法西斯主義與神道信仰的迫害而被捕入獄。牧口在1944年死於獄中，1945年戶田出獄後，重整創價學會，並將該會更名「創價學會」在1952年因日本宗教團體法成立，主張宗教自由，學會才得以成為獨立的宗教法人團體（釋自懋 2001）。
1958年戶田過逝時，學會從原本三千戶的信徒，激增為75萬戶。戶田死前交代未來弘傳的重責大任將落在「青年」身上，並預囑池田大作未來的弘傳格局是世界性的。1960年池田繼前兩任會長，成為第三任會長，他如戶田所言，走訪歐亞美各國，1975年時，信徒已激增到750萬戶，信徒遍及世界165個國家與地區，在1975年在美國關島設立「國際創價學會」，池田為第一任會長，在池田任內該學會成為日本最大的宗教團體。[11]
創價學會本來以日蓮正宗的在家團體自居，但是在1991年因財產問題和制度問題日蓮正宗決裂，成了一個沒有出家人的佛教團體，[12] 從此更受到佛教的批判。例如聖嚴法師就說：「創價學會與其說是佛教，毋寧說是神道亞流。其乃是日本民族化了的神道教，如一定要說與佛教有關，也可以將之歸類為『附佛法外道』，絕對不是淵源自印度的正統佛教」。[13]
從伊斯蘭看教派、分派、與新派的關係：
以伊斯蘭為例，這個宗教興起於第六世紀的麥加，這裡本來是個不毛之地，但是因為「黑石」這塊隕石在當地被膜拜，所以成了阿拉伯世界的宗教以及商業中心。因為商業等因素，當時已有為數可觀的猶太人和基督徒住在那裡，也影響了許多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妻子的表兄弟就是個熟讀聖經的阿拉伯基督徒(Watt 1987)。當時商業的繁榮使得個人主義興起，原本的阿拉伯部族宗教的根基逐漸鬆動，本來基督徒認為這是麥加人選擇注重個人救贖的基督教的好時機，當先知接受啟示記錄可蘭經的時候，大家也發現內容有許多和猶太教或基督教相似，但是阿拉伯人有他們強烈的身份認同，他們渴望有自己的經典及宗教，因此一開始他們就寧願做阿拉伯世界的「新派」，也不做猶太教或基督教的「分派」
但是新派常常必須面對迫害，穆罕默德和他的最早跟隨者在麥加受到既得利益者十年的排斥，不得已只好於公元622年遷出到麥迪納。在小城麥迪納伊斯蘭逐漸茁壯，慢慢地有能力與麥加的宗教抗衡，終於打回了麥加，接著贏得了阿拉伯世界，此時伊斯蘭已成為阿拉伯社會的主流宗教。
穆罕默德辭世後，由他的左右手兼丈人阿布‧巴克爾(Abu Bakr)接棒，成為第一任的「哈里發」（caliph，繼承人），巴克爾傳給第二任哈里發鄔馬爾一世('Umar b. al-Khattab I)，鄔馬爾傳給第三任哈利發烏斯曼('Uthman b. 'Affan)，烏斯曼出身麥加最富名望的家族，在位時分封家族的人充任帝國要職，引起中下階層的不滿，後來竟被士兵刺殺，並擁立穆罕默德的姪兒兼女婿阿里(Ali ibn Abi Talib)為第四任哈利發。但是穆斯林社群有許多人質疑阿里的合法性，信徒開始分派，擁護阿里的團體被稱為「什葉派」(Shiite)，其他大部分的叫「順尼派」(Sunni)。後來阿里在伊拉克的庫法(Kufah)被暗段，穆阿威葉乃據有大馬士革，開創了奧馬亞王朝，至此，哈利發時代遂告結束，伊斯蘭帝國正式興起。有趣的是，什葉派與順尼派本來互相敵視了一千多年，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反西毒」(Anti-westoxication)浪潮掀起後（游謙 2002），這二派經常聯手對付西方帝國，不再彼此劃清界線了。
十九世紀中葉，伊斯蘭出現了最大的分派阿賀瑪德教團(Ahmadiyah，或稱為Qadianis，或Mirzais)，其創辦人阿賀瑪德(Mirza Ghulam Ahmad, 1835-1908)出生於一半在印度一半在巴基斯坦的旁遮普地區(Punjab)，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旁遮普地區當時掀起一連串的宗教復興運動，用以對抗殖民者帶來的西方化與基督教化。本來阿賀瑪德是一位著名的古蘭經學者，但是成名後他宣稱自己是伊斯蘭的「先知」(nabi)、改革者(mujaddid)、與救星(Mahdi)，並且是基督教的彌賽亞(masih maw`ud)，[14] 印度教的毗濕奴(visnu)，他的教導吸引了成千上萬期待救贖的信徒。然而「先知」的頭銜卻引來穆斯林的反彈，當地的教士於1891年發出「宗教命令」(fatwa)，宣布阿賀瑪德是異端。但是此舉沒有減緩這個教團的影響力，顛峰時期約有一千萬的信徒，並在歐洲、北美、非洲、加勒比海地區建立據點(Brush 1987)。
二十世紀初，該教團分裂成二派，一派強調阿賀瑪德是偉大的伊斯蘭改革者，而不再宣稱他是先知，並且在拉荷瑞(Lahore )另立總部，因此漸漸被穆斯林接納為其教派之一。另一派則堅持「先知」的老路線，繼續與主流穆斯林對峙，1984年四月，穆斯林主政的巴基斯坦政府甚至頒佈戒嚴令，禁止該教團成員自稱穆斯林，而且不准他們使用伊斯蘭的任何宗教語彙。
十三世紀後期，因為海上貿易的興起，許多阿拉伯人在印尼各港口與當地人交易，這些阿拉伯穆斯林有許多屬於蘇非（Sufism）團體，帶有強烈的宣教使命感，注重神秘體驗，很容易與當地深受佛教與印度教神秘經驗和部族信仰融合，加上一些從印度進入的宣教士強力宣教，到十六世紀末期，伊斯蘭已成為印尼社會的主流宗教。
雖然當時的伊斯蘭與其他宗教融合得很厲害，但是比較敬虔的穆斯林(santri)則盡量遵守教義，例如伊斯蘭規定如果經濟與健康許可的話，每位穆斯林一生至少都要到麥加朝聖（Haj）一次，朝聖過的人會被敬稱為「哈吉」（Haji），並且成為地方宗教活動的重要人物。幾百年來這些教士以正統的穆斯林自居，並且因為通婚和財富互通而形成了權貴階級。
十九世紀末期，開始有大量的東南亞穆斯林到麥加去朝聖或到中東去留學。他們發現原來印尼的伊斯蘭與中土的形式竟然差別那麼大（Vreeland 1975: 197; Ellen 1983: 76）。他們回來後，就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改革運動，企圖使印尼的伊斯蘭變成中土正統的形式。以「先知使徒會」（Muhammadiyah）為主的改革派由於組織力強、方式新穎、成員少壯、以及我群意識強烈，使得這波新運動帶給傳統的教士莫大的壓力。
改革派認為印尼的伊斯蘭必須重新被檢視，傳統穆斯林使用護身符、崇拜帶有神秘力量的武器、詢問算命師、前人神力的傳承、使用法術等等都是宗教犯罪（Nakamura 1980: 275; Beck 1995: 261）。換句話說他們就是要把印尼的伊斯蘭回歸到古蘭經與聖訓（Hadith）形成的純淨狀態（Nakamura 1980: 280; Beck 1995: 261）。因此，他們主張穆斯林朝拜時要用指南針精確地算出麥加的方向，而且要用天文儀器測量新月昇起才能開始齋戒月。1922年在西爪哇舉行的印尼穆斯林大會中，改革派指責以「教士復興會」（Nahdlatul Ulama）為主的傳統派是多神信徒（syirk），傳統派則指責改革派是「非穆斯林」（kafir），印尼的穆斯林從此就分裂成兩大陣營，二派都以正統自居，並且相互指責對方是分派，到現在二個派都還不准有雙重會籍。諷刺的是，最近幾年因為政治合縱連橫的關係，二派不再強調對方是異端，進而逐漸加強合作，他們曾成功地把瓦希德推上總統寶座，在911事件後，他們還說大家都是教內兄弟姊妹。
差點形成分派的新興教派：
「教派」、「分派」與「新派」三者的關係並非不可逆轉的，前面有些個案可以看到有些分派從教派分裂出去後最終又回到教派，下面再舉些例子做探討。
南投縣布農族東埔社從九十年代初期開始了靈恩運動，曾經引起主流基督教會強力的批判。1980年東埔社有一位青年由軍中退伍後在家所種植的經濟作物因價格低而失敗，一串的挫折使得他沈溺於酒類，而被東埔社人視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也因此他的父母也無法替他找到成家的對象。有一天晚上，他夢見上帝走到床邊要他悔改。第二天開始，他便早晚都到教會禱告，白天則勤奮工作、樂於助人，也不再抽煙喝酒。大家驚訝於他的改變，遂有些人開始追隨他的腳步（黃應貴1990：12-13）。到1981年底，已有10家 (超過全聚落四分之一的家數)的人參與這個新宗教運動。
於是教會在1981年聖誕節前夕向警察局控告該青年擾亂教會秩序，並禁止他的跟隨者到教堂做禮拜。警察雖不受理，但此控訴卻使這個宗教運動冷卸下來，後來該青年到仁愛鄉從事農機推廣買賣工作，而使該運動停頓。但是又有族人跑到苗栗造橋鄉一位浸信會出身的漢人牧師設立中華基督祈禱院學習靈恩運動，回來引領大家加入這個新風潮。這個新運動認為每一位基督徒都應該被聖靈充滿，都應該追求醫病、趕鬼、說方言的靈力，因此與教會牧師強調理性的教義有很大的出入，以致參加運動者在1982年底被教會排拒而被禁止進入教會。但他們對於教會的領導者並無敵意，反而希望能說服對方加入運動中。最後，不但參加運動者於1983年回到教會，一位領導人也在1984年被選為教會的執事，1990年更被選為長老。另一方面教會於1987年通過一項決議案 ，將禁食禱告正式納入教會的儀式。至此，整個新運動被教會所吸收（黃應貴1990：25），分派的事情差點發生但最後沒有發生。
真道教會的例子也很類似。該教會的總會設在香港，在1972年由創辦人率領學生來台，成立「香港真道聖經學院台北分院」。此創辦人有愛國華僑牧師之稱，早年倡言「復興台灣救中國」 ( 指「福音救中國」)。他追求聖靈充滿，也特別有靈療的能力（或稱為「醫病的恩賜」）。許多國家的教會稱他為神醫佈道家，尤其韓國屬靈報章刊物，更譽為東方「以利亞」。他足跡遍亞洲、印、星、馬、泰、韓、日、遠及美加華阜教會證道。故此創辦人在該教會受到許多愛戴（參考 胡湲青1985：38-39）。後來他把棒子交給一位年輕的牧師。該牧師常常讀經、禱告、讚美、解決信徒的困難、傳福音。他的人格特質，受了其信仰的影響相當大，而信徒對成為一個基督徒的認知態度也受到他的影響很大。這些年下來，該教會已成為台北市最大的靈恩教會。
該教會認為聖靈充滿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說方言，說方言時配以滴滴答答的舌音，並且許多人會有哭、笑、拍掌、舉手、唱靈歌、說預言、跪或倒在地上等情形。據胡湲青(1985：42)的訪談，該教會絕大多數成員都自稱有聖靈充滿的經歷，並自稱是「靈恩的教會」。真道教會的信徒常常抱怨教會外的人因為沒有聖靈充滿時說預言的經歷，以致誤解、辱罵、毀謗他們。並嚴厲的指出，這些人是「褻瀆聖靈」（胡湲青1985：138）。因此他們十分重視傳福音工作，每逢周日下午或假日，都是傳福音的時間，且不定期舉行野外佈道、電影晚會、福音晚會等。每年尚在實踐堂舉行「基督徒培靈佈道醫病大會」，主要就是希望能改變社會。
該教會的信仰內容與台灣現今的主流基督教派格格不入，主流教派批判他們，他們也批判主流教派。本來這樣的宗教團體應該會從主流分裂出來而形成分派，但是他們堅持其他教派的信徒都是他們主內的弟兄姊妹，而台灣主流教派的信徒在九十年代逐漸地容忍靈恩運動，因此，分派的事情終究沒有發生。
以同性戀教會為例，本來同性戀的基督徒是隱藏於各個主流教派，但是九十年代初期，由於網際網路的興起，一群年輕的同性戀基督徒開始在網路上交換神學意見。到了1995年十月這些人認為大家需要有一個常態性的組織，於是商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地下室的場地，正式成立組織，並取名為「大衛同志團契」。到了次年，由於每次聚會的人數一直增加，到達了成立教會的「關鍵人數」，於是開始籌備成立實體教會。到了五月份，有三十三人在台北聚集，成立「同光同志長老教會」。同光教會的成立給了同性戀基督徒莫大的激勵，於是在台中、嘉義、台南、和高雄都成立了類似的基督徒團契。
當社會大眾知悉同光同志教會成立的消息，臺灣最大的獨立教會「靈糧堂」的領導人周神助牧師在電視節目上激烈抨擊同光教會。同年在浸信會懷恩堂召開的「同性戀探討座談會」中，中華福音神學院的蔡麗貞傳道師與黃穎航傳道師及「走出埃及禱告事奉中心」的厲真妮傳道師嚴厲批判同光教會。他們認為認為聖經明文禁止同性戀，而且同性戀是以前被性騷擾、異性交往挫敗經驗、性侵害、父親兇暴等後天的環境因所造成的，這些人需要的是信仰治療，而不是成立教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同光教會儼然成為基督教主流教派的分派。
但是同性戀基督徒卻不想朝分裂的方向走去，他們積極地提倡「同志基督徒真愛運動」， 希望同志基督徒不要以為兩情相悅或是看對了眼就可以發生親密的性行為。既然選擇了基督信仰這條道路，很多事情都必須以信仰看待，包括跟上帝求伴侶，有伴侶交往後的價值觀、金錢觀、人生觀、職業觀、道德觀、教會觀等等。而且更要確信這位伴侶能一起走這一條艱難的人生道路，幫助正在受苦中的同志基督徒早日脫離桎梏。他們也希望藉著真愛運動，導正社會對同性戀者常常更換性伴侶的刻板印象。他們正在發展屬於同性戀者的聖禮、節慶與儀式，例如肯定同志身份的詩歌、啟應文、信仰告白、聖餐儀式、祝福儀式、感恩儀式、證婚儀式、臨終儀式、甚至出櫃儀式。他們衷心希望藉由神學的詮釋與同志真愛運動，慢慢地與眾多基督徒互動、了解、對話、並且期待有朝一日能互相接納，換句話說，他們不希望成為分派。
結論：
在研究現代宗教的分類中，韋伯(Weber 1969)把宗教組織二分為「教會」(church)與「分派」，他說「教會」的成員大多是本來就生長在這種信徒家庭的人，而「分派」是一種自願性的組織，其成員大多是自己選擇的初代信徒。而他的朋友特爾慈(Ernst Troeltsch )則把宗教三分為「教會」、「分派」、與「神秘主義」(mysticism)。他認為「分派」的成員進行的是一種「抗議運動」，而神秘主義傾向的信徒多為都會的中產階級，他們比較重視「私人」(personal)且「內在」(inward)的宗教經驗(1931: 331)。尼布爾 (Niebuhr 1957)則把宗教二分為「教派」和「分派」，他主張不同的社會階層，選擇不同的宗教組織，因此「教派」往往會分裂而產生「分派」。分派信徒因為積極火熱，注重「苦修」(asceticism)，就不亂花錢，因此就可累積財富。漸漸地，因為越來越有錢之後，就會有越來越的世俗考慮，因此在第二、三代之後就慢慢變回「教派」的形式。
大抵而言，特爾慈主張：「分派的成員進行的是一種抗議運動」是正確的，耶穌在二千年前帶領之新宗教運動，有很大的原因是抗議當時猶太的祭司階級壟斷宗教資源，並且與統治階級密切合作；而後來不相信三位一體的基督徒乃是抗議三一信仰與多神教無異；重洗派乃是抗議教會或父母不應該替孩子決定他們的宗教；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乃是抗議大公教會集宗教、政治、法律的權力於一身；聚會所的興起乃是抗議外國傳進的基督教派各自為政；左坤乃是抗議新約教會只顧批評政府，而不好好傳教；清海無上師乃是抗議佛教不重視內在的神秘經驗；創價學會乃是抗議佛教過度保護僧侶；印尼伊斯蘭改革派乃是抗議傳統派與世俗妥協，並且與多神教融合；傳統派乃是抗議改革派尖酸刻薄，不重視風土民情；同光教會乃是抗議主流教派把同性戀污名化；新約教會、東埔靈恩運動以及真道教會乃是抗議傳統教會不重視信徒與聖靈直接接觸的內在神秘感受。但是我認為特爾慈把分派與神秘主義截然劃分卻是徒勞無功的，因為內在神秘的宗教經驗往往是形成分派的主因之一，無須單獨劃分一派。
而韋伯所說分派的成員大多是自己選擇的初代信徒以及尼布爾所說分派的第二、三代會慢慢變回主流教派的形式卻與以上的例子相悖離，因為聚會所、新約教會、創價學會等分派已經傳了數代，許多信徒就在這樣的宗教環境下長大，卻仍然具有強烈的分派性格，沒有走回主流教派的形式。[15] 當然，分派和新派是與主流教派相對的，他們在形成之初一定會被認為是新奇、自創、反常規、甚至是怪異的宗教團體，然而這些信徒們必須相信他們是真正受啟示者，甚至是被揀選的少數才能積極火熱地傳承下去，否則像陳恆明的飛碟會不到幾年就瓦解了。
然而，這幾年研究新興宗教帶給我許多反省，就是分派與新派的形成原因比我當初想像的還複雜。我原本以為耶穌基督乃是抗議猶太教的腐敗，但是這幾年我才發現他可能是受到施洗約翰的異教影響才成立分派，否則他和他的門徒就不會抱持獨身主義，又那麼強調洗禮與末世。我原本以為馬丁路德乃是抗議大公教會的腐敗，但是後來我才發現原來當時羅馬教會並不腐敗，而是十六世紀印刷術發明使得教育普及，新興知識份子不願再受祭司階級的控制，才會發起宗教改革。我原本以為印尼改革派的興起乃是抗議傳統派的宗教融合，但是後來才發現是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以及蒸汽船的普及，致使新興的知識份子穆斯林不願受到傳統伊斯蘭教士的控制，才會發起一連串的改革。我原本以為靈恩運動的興起是少數基督徒走向民間信仰的薩滿路線，後來才發現資本主義對現代人身、心、靈的極度剝削，信徒才嘗試揚棄充滿理性主義的神學。基於這些反省，我認為研究新興宗教如果能夠從一個、一個教團的個案作詳細分析，再試圖做出整合性的歸納才是一個正確的研究方法。當然，史答克用了一本書的長度來分析性別、階級、族群、人際網絡、災害等與基督教的關係，來解釋這個宗教當初興起的原因(Stark 1996)，更是值得我們效法的典範。
但是史答克與班卜利基等學者並不信仰任何宗教，[16] 他們所提出的「補償理論」(compensation theory)立基於「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一個典型局外人(outsiders)的論述，所以他們也不會顧慮到信仰者被冠上「分派」或「新派」的感受。但是我建議對宗教有同理心的學者，在使用「分派」或「新派」等敏感詞彙的時候，應該儘量有完整的敘述，例如：「在十六世紀，路德教派、加爾文是大公教會（天主教）的分派」、「在1988年左右，(清海無上師的)禪定學會是佛教的分派，但在現今的台灣，這教團已成為新派」、「對基督教主流教派而言，末世聖徒教會是分派」、「對佛教而言，創價學會是分派」、「對主流穆斯林而言，什葉派是分派」、「對主流穆斯林而言，阿賀瑪德教團是分派」。我認為如此的，才能避免「懶惰描述」(lazy description)的「削減主義」﹙reductionism﹚，而且大家才清楚「分派」與「新派」都是相對的詞彙，他們與主流教派的關係是動態的，也就是說在特定的脈絡下，這三個詞才能顯出意義。
最後一個問題是：宗教不是都講求寬容與博愛嗎？為什麼要花那麼多心力來分別正統跟異端呢？以亞伯拉罕宗教傳統（包含猶太教、基督宗教與伊斯蘭）來說，摩西五經所講的「成聖」(sanctify)，在希伯來文的字義就是「割斷」或「分別」(gadash)，也就是要與不相同的宗教信仰劃清界限，因此漢文聖經就將這個字譯為「分別為聖」。佛教有言：「寧可千年不往生，不可一日入魔道」，也是一樣的道理。另外我也注意到《世說新語》「管寧割席」的教訓，割席就是分別善惡、不與小人或魔道為伍。因此，我預測敵視「分派」與「新派」的事件，在未來還會繼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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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Mainstream
Religion
(主流宗教)
Sect
（分派）
Denomination
（教派）
Cult
（新派）
[1] 本文是由中央研究院瞿海源教授所主持「新興宗教現象及相關問題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之一。感謝二位匿名審查人惠予寶貴的評論。
[2] 例如許多人就把英文的「淨土宗」寫作”Pure Land Sect”，把「禪宗」寫作”Zen Sect”，也不見佛教徒抗議。
[3] 《聖經》這本在西方世界最具影響力的書中，亦沒有用sect 或 cult來指稱信徒所痛恨的「異端」(heresy)。
[4] 在華人世界中這二個詞也有許多不同的譯法，sect被譯做「教派」（劉淑儀 2000）、「旁支」（胡志偉 2001）、「小宗教團體」（張蘭石 2002）、「宗派」（林本炫 1998）、「小宗」(郭文般 2001)等，cult被譯做「崇拜」（林本炫 1998）、「教派組織」（張蘭石 2002）、「小眾」（胡志偉 2001）、「膜拜團體」（劉淑儀 2000）。但是我猜這些譯法最主要的考慮是保持中立。
[5] 有關法輪功的宗教性質，請參考參考 （游謙 2000）的分析。
[6] 例如，在法輪功網站「法輪大法正見網」就有一篇文章描述德國學員抗議媒體的經過。附原文如下：
最近我經歷了一件事，給我的啟發很大，更堅定了我對法的正念正信，想就此和大家談談。德國一家很大的新聞媒體一直不願放棄用cult來稱呼法輪功，大家做了很多努力，尤其是德國西人學員兩次利用到天安門和平抗議的機會去找所有德國駐京記者，向他們解釋真相。而這家大媒體的記者說，我可以不用sect但是決不放棄用cult。我和這家媒體的總編，社長聯繫，寄資料解釋，總編也覺得可以不用它們，想幫我們，可由於駐京記者的固執，他想改變用詞的心也漸淡了。就這樣由他們發的消息都寫著cult。有段時間我感到真得很難突破，就像對著這一座大山在發愁，怎麼過去呀？有學員勸我不要再老跟他們聯繫了，不要給他們壓力，我們耐心等那個記者改變吧。我不同意這個觀點，可我也不知道我再如何努力。
當我有一天看到這家新聞又用上sect時，我知道，我們的縱容就會使邪惡得寸進尺。我立即寫信給社長，沒答覆，可還在用cult。不久後我又寫信給社長，沒有反應。我便打電話給他，秘書說，所收到的東西都轉給了總編，社長不管這個具體的事。我便打電話給總編室，該室的秘書冷冷地說，此事與總編無關，他把這件事轉交給該單位的法律部去處理了，要我再別找這裡。我堅持要給總編傳真一封信。「隨你的便！」，秘書說完就掛掉了電話。我仍把信傳過去了德國學員（德國學員 2002）。
[7] 幾年前陳恆明所領導的飛碟會就因美國的報紙說他們是「新派」而勃然大怒。
[8] 因限於手頭的史料不足，無法單單用一個宗教把這三種性質的團體的相互關係說明清楚，只好以多個宗教歷史補足。
[9] 我的表妹就在這個時期由她剃度出家。
[10] 據國際創價學會(簡稱SGI)自稱，他們是日本當今最大的宗教團體，在世界上擁有789萬戶的信仰人口。在台灣約有五、六萬的信仰數。
[11] 池田創辦了以東方的學術，思想，哲學為中心；以廣泛研究亞洲的文化為目的的研究机構──東洋哲學研究所。為了發起新的民眾音樂運動，池田創立了作為音樂欣賞團體的民主音樂協會，簡稱"民音"。並且創辦了創價大學﹑創價女子短期大學﹑創價學園﹙高中‧中學﹚﹑創價小學﹑創價幼稚園﹑富士美術館（日本‧靜岡縣）﹑東京富士美術館﹑牧口紀念教育基金會﹑戶田紀念和平研究所等文化教育團體。為了世界和平及文化教育交流，池田至今已訪問過五十多個以上的國家、地域，並與各國領袖﹑政治家﹑文化與學術界代表等會面﹑交流。
[12] 他們一切儀式皆由自理，例如，學員互相協助舉行喪葬儀式，此稱為「友人葬」（釋自懋 2001）。
[13] 所謂外道，梵語是tirthaka、tirthika或tirthya；巴利語是titthiya。音譯作底體迦。又作外教、外法、外學，指佛教以外的一切宗教（釋自懋 2001）。
[14] 阿賀瑪德教團認為耶穌基督訂十字架後並沒有死，而是來到了阿富汗與喀什米爾等地區繼續宣揚福音，現在的喀什米爾首都斯里那加市(Srinagar)，仍然可以看到傳說中耶穌的墳墓。
[15] 美國鹽湖城的摩門教會至今也與基督教主流教派相抗衡，沒有要回歸主流教會傾向。
[16] 以下這段是他們的宗教告白："Neither of us is religious as that term is conventionally understood and as we use it in this book. Neither of us belongs to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and neither of us believes in the supernatural"(1987).
12/28/2004
12/30/2003
神秘經驗與宗教運動的形成 ─ 以三個靈恩教派為例
游 謙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前言：
瞿海源（1990）在對台灣的新興宗教現象做一連串的普查後曾指出，[1] 神秘體驗對信徒的重要性。[2] 但是基督教界對於靈恩運動的探討，往往專注於他們符不符合聖經的教義(eg.司雄 2000)，而忽視這個運動的神秘體驗對信徒的重要性，我認為這是神職人員(clergy)漠視平信徒運動(lay movement)的結果。這篇文章嘗試以三個靈恩教派為例，探索在他們形成的過程中，神秘體驗對他們的重要性，並且分析這個運動的特質。
靈恩運動(Charismatic Movement或稱為 Neo-Pentecostalism「新五旬節運動」) 以及它的前身五旬節運動 (Pentecostal 或 Classical Pentecostal Movement) 是本世紀最令人矚目的基督教運動(Anderson 1987)。學者多同意五旬節運動在1901年肇始於美國的堪薩斯州（Kansas State）。這個運動的參與者大多出身於福音教派(Evangelicalism)、基要教派(Fundamentalism)或聖潔(Holiness)教派(Poloma 1982)。到了六十年代，全美掀起了一股跨教派的靈恩熱，這股熱潮被後人通稱為靈恩運動。這個時候的歐美基督教主要可分為兩大陣營：自由派(liberals)與福音派(evangelicals)。[3] 自由派的人熱心參與各式的社會運動，並且嘗試用現代科學的思想來發展神學。而福音派的人則主張一切回歸聖經的每句經文，應該用傳統的解經法來維持基要真理，並且認為福音才能改變這個充滿邪惡的世界，而靈恩運動者大多屬此陣營。本文將從臺灣的眾多靈恩教派中，選取三個（一個鄉村型，一個都會型、以及一個都會和鄉村並存型）教派來分析。[4]
東埔靈恩運動的會的歷史傳承：
有關鄉村型的靈恩運動，[5] 黃應貴在台灣中部山區所觀察到的一個案例，可以成為我們的分析對象。[6] 南投縣布農族東埔社從1981年開始了靈恩運動，到1986年6月發展到最高峰時，整個陳友蘭溪流域的八個布農人聚落中，有六個聚落的人參與，東埔社也有半數的人參與。同時在1982年，與中華基督徒祈禱院接觸之後，在全台九個原住民族群中，有五個族群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參與（黃應貴1990：3）。
在1980到1982年間，連續幾年經濟作物價格偏低，以及普遍性的歉收。因而產生類似天災、疾病所帶來的危機感。1980年，東埔社有一位青年由軍中退伍後在家所種植的經濟作物因價格低而失敗，因此在家中無法得到與他所付出的勞力相對等的地位。他曾試著到都市中工作，皆因不習慣新環境而作罷。這一串的挫折使得他沈溺於酒類，而被東埔社人視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也因此他的父母也無法替他找到成家的對象。
1981年的一天晚上，他忽然夢見上帝走到床邊要他悔改。第二天開始，他便早晚都到教會禱告。白天則勤奮工作、樂於助人，也不再抽煙喝酒。大家驚訝於他的改變，遂有些人開始追隨他的腳步。他說上帝賦予他經由祈禱來治病的能力。這時有一位婦人經醫師診斷為患有癌症，此青年在病人床頭連續祈禱數日後，病人情況果然好轉。再去醫院檢查，癌症居然已痊癒。於是更多人跟隨他（黃應貴1990：12-13）。到1981年底，已有10家 (超過全聚落四分之一的家數) 的人參與這個新的宗教活動。
此青年領導的宗教活動，含有許多儀式與行為，包括祈禱治病、注重夢占、遵守並強調傳統的許多禁忌等。而這有些是教會所禁止的。於是教會在1981年聖誕節前夕向警察局控告該青年擾亂教會秩序，並禁止他的跟隨者到教堂做禮拜。警察雖不受理，但此控訴卻使這個宗教運動冷卸下來，該青年隨後到仁愛鄉從事農機推廣買賣工作，而使該運動停頓。
同一年，苗栗造橋鄉有一位浸信會出身的平地牧師設立中華基督祈禱院，以便使不分教派的信徒有禁食靈修之處。開始時，祈禱院並沒有得到太大的響應與支持。從1982年開始，轉向原住民地區傳教。東埔社許多布農人也參加該祈禱院舉辦的禁食活動。他們發現禁食禱告有許多與當初那位同族的青年所倡導的活動有雷同之處。這時有另外一位青年（以下簡稱H君）便以祈禱院為媒介，聯絡東埔社所屬的陳友蘭溪流域其他聚落的人，發展出超聚落性、每月舉行一次的禁食禱告儀式。這儀式於1983年一月開始，當時該流域8個聚落中有4個聚落參與。到了1986年，已有6個聚落參與。
東埔靈恩運動的信仰內容：
東埔靈恩運動的早期比較注重禱告與治病（黃應貴1990：12-13），通常輪由在各信徒的家中舉行。他們強調強調集體的祈禱治病的效力強大，可以治癒現代醫學所無能為力的疾病。後來 Ｈ 君受中華祈禱院影響下所建立的信仰模式則加入聖靈充滿、說異夢和禁食等。他們強調每個人都可以尋找一個最能與神溝通之處，而沒有必要限於教會。他們稱這種個人最能與 神溝通的地方為「祈禱室」，它不限於屋內，可以是田間工作小屋、大樹下或河邊等（黃應貴1990：18），但是他們也不時聚在一起進行晚禱。
晚禱開始時，先唱三首讚美歌。他們每次都輪流以不同的語言來唱，主要是以布農語、國語、日語輪流 (順序亦由領導者的夢占決定)。他們每次都會邀請漢人來參與、儀式中也盡量使用各種不同的語言與翻譯，以便讓所有參與者均能溝通。 他們強調這樣的做法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來參與他們的宗教運動，而不管參與者種族的差別。接著由H君帶頭以布農語祈禱，由於他祈禱聲音很大，每個人都聽得到。他祈求中華民國的總統有足夠的智慧去照顧每一位公民不分其種族、性別、年齡、財富、社會地位等的差別。然後，他又祈求聚落中，尚未接受福音者，趕快回頭。
他強調真正的信仰者身體上必須充滿聖靈，他們可以在夢中與上帝溝通，也熱心誠意地幫助別人。接著以共同祈禱方式來治病，這時H君將他的右手置於跪在他面前的病人頭上祈禱上帝降靈驅逐病痛。其他的信徒則或站或跪地一起祈禱。他們相信愈多人一起祈禱，愈能得到更多的靈力來驅逐病人的疾病。完了以後，H君宣佈他們將為他人祈禱，正如這儀式開始時一樣，H君首先為總統及陳友蘭溪流域其他末參與該運動的人祈禱。然後會眾會伸出右手按在病人頭頂上一起禱告上帝請祂顯靈治癒病人。這時其他參與的人也都就地跪著祈禱，參與共同治病的儀式。
還有其晚禱儀式中，夢占一直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他們必須依賴領導者或參與者之夢占來決定他們行動的步驟；另一方面，在晚禱的最後階段，解夢幾乎是不可或缺的討論主題。因此局外人將參加此運動者通稱為 「異夢派」。
H君常強調上帝會根據他們對神的誠意決定他們的生產酬勞，他並用自己的一個經驗來做見證。他說在1983時他開始種敏豆，雖然價格很低，但他仍工作很勤奮。那時他需到中華祈禱院參加禁食禱告一星期，他太太怕一星期後，敏豆會長得太熟而賣不出去。結果他還是去參加禁食。回來後，敏豆不但沒有長得太老，反而因長得更多而賣得更多。更因價格又提高，賺到的錢也遠比原來預期的多。經過一番討論，大家得到一致的看法，上帝會決定他們工作的報酬，不用擔心目前的價格（黃應貴1990：15-16）。
他們強調生產工作的報酬是由上帝依生產者的誠意來決定，而不是依市場價格。因此每個人只要努力工作，種自己喜愛的作物，不必考慮那種作物較能賣錢。尤其在1984年，東埔社布農人所種植的各種蔬菜都因價格太低而無收入，但此年四季果的價格特別高，每公斤達30元。這事件加強了參與此運動者的觀點。他們強調即使經濟作物的價格很低，神還是會依人們對他的誠意給與補償。也因此，在1985年，有二家再度中種植已停種二十多年的小米（黃應貴1990：18）。
表面上看來，此運動的信徒似乎十分批判與反對原有教會中的領導者，兩者之間也發生明顯的衝突與抗爭，以致於參加運動者在1982年底被教會排拒而被禁止進入教會。但他們對於教會的領導者並無敵意，反而希望能說服對方加入運動中。最後，不但參加運動者於1983年回到教會，H君也在1984年被選為教會的執事，1990年更被選為長老。另一方面教會於1987年通過一項決議案 ，將禁食禱告正式納入教會的儀式。至此，整個運動被教會所吸收（黃應貴1990：25）。
新約教會的歷史傳承：
新約教會是一個在都會和鄉村都有發展的教會，它全名為「聖靈重建新約教會」，是基督教派中比較急進的一個。此教派原是由香港四十年代的粵片紅星江端儀於1959年在香港創立，她小時候從母親接觸到基督教，但真正信仰基督是在1957年，因嚴重胃潰瘍在病榻上聽聞福音而決志信主(郭鳴琴1997：2)。江端儀平日素衣薄食、刻苦自己，又常常警戒自己「不走世界的路」，之後她脫離電影圈，成為傳教者，四處奔波於各個基督教派擔任講道，也在自家設立教會（彭菲 1997：634）。
江端儀戲劇化的一生，包括從事電影工作二十餘年，離婚兩次、經年百病纏身等等，使她在身、心遭受嚴重折磨時重新拾回舊日的信仰，對信仰愈來愈絕對的要求，使得她對一般教會產生極度的不滿，她在傳教時，常常激烈譴責既存教會的「世俗性」組織、活動，並一再警告和要求信徒離開原來教會，這使得為數不少原本在自己教會中感到壓抑、不滿、空虛的老信徒，紛紛脫離了原先的教會，進而成立各個小型的家庭聚會（彭菲 1997：648），如今信徒遍佈東南亞與美加的華人地區。
江端儀在星馬的傳教，曾經引起小暴動，和當地居民發生了衝突，造成流血事件。然而這也使得她所帶領的「基督靈恩佈道團」同工們，在當地的報紙上出了名，增加其宣傳的效果。才一年多的時間，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的一些主要城市紛紛成立了「新約教會」。
民國五十四年年底江端儀來台傳道，轟動一時，並陸續在全台成立三十餘所教會(胡遜 & 陳曙光 1981：53)。根據一位早期歸信新約教會的人士表示，他個人於1964年看到《生命證道集》裡面所記載的事，乃離開從神學院畢業後就服務的循理會，北上台北和一群「領受全備真道」的信徒舉行家庭聚會（彭菲 1997：649）。由於強調是「末後日子聖靈興起而重建的新約教會」，認為自己的教會是唯一受聖靈感召的真教會，是在重新建立新約初期原始正統的教會，因此鼓勵其它基督徒，都當脫離公會宗派，回歸新約教會才能得救。據估計新約教會的世界總人數，可能已經到達一萬名信徒（彭菲 1997：652）。
這個時候有一個著名的基督教派 ── 聚會所在台灣的發展遇到了領導權的爭執，自1962年至65年曾數次分裂，不少的信徒離開另外成立家庭聚會，這其中包括洪三期等另一批後來新約教會的主要同工，在接受江端儀的主張後，大量地參加新約教會的活動，這也是至今他們說「早期新約教會十分之八、九都來自聚會所」的背景。日後新約教會的成員仍呈現相似的現象（彭菲 1997：650）。
1966年江端儀死於舌癌，其女張路得承繼母位，繼續率領新約教會信徒。張路得在台灣佈道時，深受台灣信徒的擁戴，洪以利亞還聲稱他得到啟示：上帝選立張路得為「工頭」，即屬靈的母親，唯有她才能從上帝的寶座得到信息(郭鳴琴1997：2)。張路得聲音宏亮、言詞激烈、情感豐富，所講的信息強而有力，每次聚會不但坐滿人，而且得到許多信徒。但自從與陳貴芳結婚後，路線變為溫和，並試圖與一般主流教會拉近距離，張路得稱之為「屬靈轉彎」(彭菲 1997：-638)。熟料遭到反抗，1976年時教會許多人否決她的領導資格(晨光1987：49；胡遜 & 陳曙光 1981：53)。最後只好放棄她母親交給他的棒子回香港去了。隨後在臺的主要發展是由稱為「東方先知」的洪以利亞（洪三期）所領導，繼續江端儀的原始路線。
洪三期是嘉義人，日據時代高農畢業，台灣光復後，到埔里農校教書，一年後在台南長老教會傳教，中途轉入台南聚會所，因不滿其教義而離開(胡遜 & 陳曙光 1981：54)。張路得在台期間，曾重用洪三期，1966年她把洪三期調到台北工作，帶領台灣的最大的新約教會。她又賜名「以利亞」，期待他能「像《聖經》舊約時代的大先知以利亞一樣，滿有上帝的能力，可降下天火，燒盡一切不敬虔的」。後來她聽從洪三期的建議轉往雙連堀，將之取名為「錫安山」，並開始重視雙連堀的發展，派人前往定居開發，這都顯示她對洪的信任和期望（彭菲 1997：668）。
新約教會所稱的「錫安山」，本名雙連堀，位於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原是杳無人煙的荒山野嶺。一九六三年，洪以利亞、張約翰（張國勝）、朱約拿（朱棣華）等人離開台南聚會所，來到此地墾荒牧放。六五年底，洪以利亞在台北遇見江端儀，並歸信新約教會，後來就請新約教會的「聖徒」們上山，協助開發經營，終於使大片荒野變成了樂園，他們在此採自己自足的集體生活方式，類似以色列的「基布茲」社區。由於新約教會認為這裏就是聖經中神所說的錫安一地，因此宣告：「台灣小林村的錫安山就是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耶和華殿的山，萬民都要流歸這山，朝拜錫安大君王！」。此後上山朝聖的信徒愈來愈多。
1978年底，洪三期宣佈一件獨特的啟示，即「神揀選了台灣高雄縣甲仙鄉雙連堀為今日的錫安山」。此後新約教會的重心便集中在他們認為充滿「 神的同在」的「聖山」（彭菲 1997：646）。然而在山上的日子並不長久。由於
在當時戒嚴的時期，這樣的宗教發展乃引起當局國民黨的密切注意，他們與世隔絕，使得政府當局在持續的觀察之後，對於這樣一個偏僻深山的宗教團體決定採取干預行動。
1980年元月一日，高雄縣警察局決定展開「清岳專案」，將新約教徒驅離錫安山。派人帶著探測器上山將洪三期等人「請」下山來(胡遜 & 陳曙光 1981：51)，使用的法令是：「承租土地不自為耕作，私自讓由他人開墾，應自即日起終止租約，交還林地。」接著，其他信徒也陸續地被趕下來，理由則是「虛報戶籍」。到了四月，所有的人都不能「合法」居住在山上了。
政府處理的方式實際上是希望新約教會不要在聚居山上，使他們難以管理。而新約教會的反應也是分成兩種態勢；一方面請律師打官司訴訟，期待能夠在法律上得到勝利可以返山，另一方面他們在洪三期的領導下，聲稱是政府妨害了宗教自由，且認為是「魔鬼興起錫安仇敵，搶奪了 神子民的家業，考驗錫安子民是否真正愛慕聖山」，在信徒中間把問題完全當作宗教信仰的「工程考驗」來處理（彭菲 1997：691）。
一位治安單位的官員很坦誠的說出不能讓他們回聖山的理由：「當初因「安全」的理由「請」他們下山，如今要讓他們回去，不是自打嘴巴嗎？再則此例一開，大家都可以申請聖山、聖地，不是搞得天下大亂！」(胡遜 & 陳曙光 1981：55)。到1986年，當局才對他們解禁，允許他們回到山上開墾。
值得注意的是，近十年來由於政府不再強迫新約教徒離開錫安山，錫安山乃搖身一變成為全球新約教會的大本營，他們在錫安山提倡自然主義、環保運動，並且在經濟上自給自足，要把錫安山建設成世外桃源。除了建設錫安山之外，他們也不斷地對外擴張，目前新約教會在全台各地約有四十個以上的地方教會分佈，同時也積極擴展在全球各地的勢力範圍。在臺灣之外，全球據點還有馬來西亞迦密山、大溪地他泊山、美國橄欖山及南太平洋的「伊甸島」等等，他們在這幾個地方運用錫安山成功的模式經營，而形成一股不容忽視的力量。
新約教會的信仰內容：
江端儀初期接觸聖靈觀來自神召會 (晨光 1987：49)。1961年，她在一個講道完畢極其疲倦的狀況中禱告時，經驗了舌音方言(彭菲 1997：635-636)。江端儀未曾受過正式的神學教育，她的信仰和大部份的神學知識，多是來自個人的潛修，以及密室一百天的禁食、祈禱和閱讀《聖經》，她為日後新約教會之種種神學問題立下了相當的規範（瞿海源 1982：20），其間，所謂「血、水、聖靈的全備真道」乃是中心主題（彭菲 1997：648-649）。
江端儀強調聖靈充滿與說方言(郭鳴琴1997：2)，凡有心全時間做傳道和建教會的信徒，不管出身什麼教派、什麼神學院，都必須放棄傳統信仰和神學觀念，只要單單追求「靈恩」---即聖靈充滿、方言禱告就可以了（彭菲1997：672）。新約教會非常相信異象和異夢，又喜引用文字及數字的神秘性解釋。江端儀就三番四次看到神祕圖形。[7]
1978年12月，據說新約教會的洪三期在高雄縣甲仙鄉禱告時，因聖靈感動而自他的口中說出：「 神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了。」後來，在十二月二十一日的另一次早禱會時，耶和華的靈又降在會中，藉著洪三期向大家顯現說話，當時他全身發光，整個山上都充滿著「神的榮光和煙雲。」這個神蹟，經過新約教會信徒一年多的禱告求證，聖山在台灣的信念，終於在1979年底在信徒心中確立(胡遜 & 陳曙光 1981：50)。
新約教會注重世界上的自然災禍，或人為犯罪、社會動亂的情形，他們的看法是把這些當成世界末日、神刑罰罪惡的「兆頭」；於是，各國的經濟蕭條、失業不景氣、社會犯罪、貪污賄賂再加上世界性的氣候反常，都是「新約教會義人受死所發出來的震撼力」，是「神為新約教會伸冤報仇」，是「 神開始毀滅人的國」。前面已經述及新約教會非常相信異象和異夢，又相信一般人以為的「巧合」都是神給地們的啟示。所以他們搬出許多車牌、門牌數字，又有天象、自然景物的形狀，以及「無巧無不巧」發生的車禍、飛機失事等等，解釋為「充滿了屬靈意義的啟示」。尤其是後者，在講台上已經講了數個月，原來高雄縣警局局長是主管新約教會有關事務的，在今年四月不幸遭到車禍毀了面容，極為嚴重，新約教會說：「 神的烈怒追求他，他從此再不能向我們噴氣，給我們臉色。」也另外在某信徒被判刑的那段時期，一架軍機墜毀在小林河床的石堆中間，機上三名人員都失去了性命，這是「神申張公義，報人國迫害我們的仇！」。然而，新約教會也一再表示：「我們不是幸災樂禍，乃是覺得 神的工作實在可畏 ！這些都是很嚴肅的事情！」（彭菲 1997：698-699）。
新約教會抱持基督教末世論觀點，認為這個世界一步步走向滅亡，信徒們所應做的事情是一方面勸人悔改信耶穌，一方面自己要「逃離這即將毀滅的城市」（彭菲 1997：644-645）。認為他們是聖別的子民，不列在萬民中。凡違背聖經真理者，他們概不能接受。洪以利亞曾說：「起來！攻擊人的國，教世上君王永遠滅亡！願災禍臨到錫安的仇敵，我們要奉主的名咒詛他們！」不僅對社會如此，即使是和他們同有基督信仰的其他教會，也要「拆毀、拔出」，攻擊得不遺餘力（彭菲 1997：632）。
他們認為一般宗派公會教會只會強調神的愛、神的憐憫，卻忽略了神的公義。所以新約教會總是以正義的使者自居，不論教會還是政府，只要他們認定是抵擋上帝旨意的，絕對抗爭到底(郭鳴琴 1997：3)。他們傳教時常是身穿白色套裝，高舉標語牌，帶著擴音器，往別的教會的教堂或廟宇門口一站，大聲喊著：「我們奉主的名詛咒你，我們奉主的名拆毀你們的宗派（教堂、廟宇），你們已經被拆毀了」(胡遜 & 陳曙光 1981：53)。有一次，一位浸信會的牧師跑到新約教會和他們討教，談話之間，有人說：「你若不悔改歸入我們教會，神詛咒你騎摩托車摔死」(胡遜 & 陳曙光 1981：53)。
在
然而最叫新約教會不能接受的是，台灣教育體制內的教材充滿了違背聖經的內容。將人視之為由猴子進化而來。大肆灌輸媽祖、關公等為「神」的觀念。又鼓勵學佛、打坐、參禪，以致蔚為風氣。又要學生向國旗及孫中山、蔣介石的遺像鞠躬行禮。它們認為這種教學內容是魔鬼的手段。因此，他們認為他們有權利不負台灣教育體制的軛，不受台灣教育的奴役；有權利擺脫台灣教育體制的壟斷與捆綁；有權利在家自學，照著聖經真理法則來教育兒女。
教育單位也曾試圖勸新約子女回到學校，說學位文憑對將來就業或深造的影響等等。但是很多新約教會的信徒很肯定的告訴我們說，他們不相信文憑，也不怕這些問題，上帝必看顧他們。
真靈教會的歷史傳承：
有關都會型的靈恩運動，胡湲青(1985)在她的社會學碩士論文裡清楚地描述了一個名為「真靈教會」的案例。這個教會的總會在香港，在1972年由「香港真靈教會」與「香港真靈聖經學院」創辦人率領學生來台，成立「香港真靈聖經學院台北分院」。[8]
此創辦人有愛國華僑牧師之稱，早年倡言「復興台灣救中國」 ( 指「福音救中國」)。他追求聖靈充滿，也特別有靈療的能力（或稱為「醫病的恩賜」）。許多國家的教會稱他為神醫佈道家，尤其韓國屬靈報章刊物，更譽為東方「以利亞」。他足跡遍亞洲、印、星、馬、泰、韓、日、遠及美加華阜教會證道。故此創辦人在該教會受到愛戴，除了在行政上為該教會的創始人，在屬靈上因其特有的醫病能力，成為眾人景仰的對象（胡湲青1985：38-39）。
後來他把棒子交給一位年輕的牧師。該牧師香港真靈聖經學院畢業後，即赴美深造，得到許多寶貴的福音經驗。回台後他以教會為家，思想 、情感、行動都受到這個傳統的神學訓諫左右，符合各種基督徒應有的行徑，常常讀經、禱告、讚美、解決信徒的困難、傳福音，態度時而謙恭有禮，時而似有無上權柄。他的人格特質，受了其信仰的影響相當大，而信徒對成為一個基督徒的認知態度也受到他的影響很大。這些年下來，該教會已成為台北市最大的靈恩教會。
真靈教會的信仰內容：
真靈教會常宣揚「主耶穌有醫治的大能」、「聖靈充滿必得著能力」、「主耶穌還要再來」等福音。經常強調基督徒要被聖靈充滿、說方言、看異象、做異夢、說預言、醫病、趕鬼等等。在真靈教會，一般人最容易被該教會成員問到的問題就是：「你被聖靈充滿了沒有?」若答以 ：「沒有！」或：「我不知道什麼是聖靈充滿！」則必有專人翻開聖經、列舉各項條文說明何謂聖靈充滿，並要求實際演練（胡湲青1985：60-61）。該教會認為聖靈充滿最重要的表現就是說方言，說方言時配以滴滴答答的舌音，並且許多人會有哭、笑、拍掌、舉手、唱靈歌、說預言、跪或倒在地上等情形（胡湲青1985：48）。據胡湲青(1985：42）的訪談，該教會絕大多數成員都自稱有聖靈充滿的經歷，並自稱是「靈恩的教會」。
據稱創辦人遙征印度時，在一次兩萬五千人聚會中，為病人禱告，竟有約五千人蒙聖靈立刻醫治，人群擁擠，祇有舉手讚美主，代替見證，榮耀歸神。他在韓國領會期間，偶爾獨自步行馬路，被群眾發現，立即包圍簇擁，求代禱，無奈病人越來越多，頃刻上千人數，途為之塞，久久無法脫身。竟須勞動警察解圍。又稱他曾兩度被邀印尼證道，有許多神蹟蹟著，瞎跟、瘸腿、聾啞、癱瘓、癌症得治，也曾多次蒞臨韓國，主領大的培靈佈道會。有一次在著名之容門山兩萬多人之夏令會領會，最後一晚約有三千人排隊輪侯，請求按手代禱，足足化了幾個小時，且需要出動警員維持秩序，直到凌晨，有五百人蒙神蹟醫治。
真靈教會信徒常常抱怨教會外的人因為沒有聖靈充滿時說預言的經歷，以致誤解、辱罵、毀謗他們。並嚴厲的指出，這些人是「褻瀆聖靈」（胡湲青1985：138）。因此他們十分重視傳福音工作，每逢周日下午或假日，都是傳福音的時間，且不定期舉行野外佈道、電影晚會、福音晚會等。每年尚在實踐堂舉行「基督徒培靈佈道醫病大會」，主要就是希望能用福音改變社會。
除此之外，該教會信徒也往往會在聖靈充滿時看到異像、異夢。而預言經常在聚會中被說出來。比如有一位信徒預言說：「… 在星期三宋能爾節目作見證，因宗教味太重，新聞局會找他的麻煩 ; 有人會一拳打在他的右胸，他甚至被監禁，基督徒們會為他禱告，神在患難中與他同在，他會被釋放。」有時被聖靈充滿的人，看到異象、異夢也全寫下來，要求牧師貼在佈告欄，如：「… 禱告時，另一個人看到黑影跑走了，代表惡者;又看到一個亮光，天開了，主派天使來保護。」又如：「… 牧師住處要靠山安靜之處，牧師要向山胞培靈，要組成福音隊(大家同心合意出去傳福音)」（胡湲青1985：63）。
結 論：
仔細分析這這些教派，我們可以看到這三個新興教團有些共通性。在東埔那位酗酒青年本來墮落地連成家的對象都找不到，但是自從有了神秘經驗後，也就是自從他夢見上帝要他悔改後，他馬上洗面革新，變成一個積極向上的好青年，部落的人認為這種改變是個神蹟，於是開始有些人追隨他的腳步。後來部落的人更因經驗到他在連續祈禱數日後，把一位癌症病人醫好的神秘事件後，而掀起了一波的新宗教運動。之後，另外一位青年更從苗栗造橋鄉引進「說異夢」、「趕鬼」、「夢占」、「禁食」、「追求聖靈充滿」等神秘的信仰經驗後，東埔社所屬的8個聚落中竟有6個聚落參與這個宗教運動。
再來看新約教會的例子，江端儀因母親的關係，從小就接觸基督教，但這種不冷不熱的信仰一直到她接觸神召會以後有了大改變。有一天她經驗了舌音方言，才開始了她火熱的傳道生涯，進而建立了新約教會也進而吸引許多聚會所的信徒加入這個團體。而洪三期之所以成為新約教會的新領導人也是因為他繼承江端儀的路線，他在一次禱告時有了神秘經驗，並且說出：「 神已經立我的君在錫安──我的聖山了」。後來在另一次早禱會時，新約教會又體驗耶和華的靈降在會中，藉著洪三期向大家顯現說話，當時他全身發光，整個山上都充滿著「 神的榮光和煙雲。」
另外，我認為新約教會把「自然災禍」、「人謀不臧」、「社會動亂」解釋成世界末日、上帝刑罰罪惡的兆頭，乃是因為他們有些神秘的體驗。把「經濟蕭條」、「失業」、「犯罪」、「貪污賄賂」、「氣候反常」等等解釋成「新約教會義人受死所發出來的震撼力」，是「神為新約教會伸冤報仇」，是「 神開始毀滅人的國」，這些解釋也是基於這種體驗。
而真靈教會的創辦人之所以受到印、星、馬、泰、韓、日、美、加信徒的愛戴，也是因為他宣揚「主耶穌有醫治的大能」、「聖靈充滿必得著能力」等福音，他教導信徒口中發出滴滴答答的舌音，並且許多人會有哭、笑、拍掌、舉手、唱靈歌、跪或倒在地上，使信徒感受到「聖靈充滿」、「說方言」、「看異象」、「做異夢」、「說預言」、「醫病」、「趕鬼」等神秘體驗。因此，這些新宗教團體的形成最大的原因，都是因為他們的神秘體驗。
其實我認為真靈教會所強調聖靈充滿、說方言、看異象、做異夢、說預言、醫病、趕鬼；東埔靈恩運動注重集體禱告、治病、聖靈充滿、說異夢和禁食祈禱；新約教會鼓勵聖靈充滿、說方言、觀異象、解異夢等等都是典型的五旬靈恩運動(游 謙 1997)。基督教會對這一波的運動有著兩極化的反應，有些人接受，有些人斥責，大體來說，讀過神學院的神職人員比較反對這樣的宗教型態，他們認為信徒常常會因聖靈感動而向其他信徒說預言，指示教會的方向，而造成傳道人員的困擾。也有些認為靈恩運動只注重感官的反應，忽視對聖經的全面認識，造成信仰的膚淺化。更有些批評這種信徒只認為「說方言」、「說預言」、「趕鬼」等體驗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沒有這種體驗的人士因為信心不足，必須認罪的心態是典型的「屬靈驕傲」，甚至只是乩童的行為。總之，基督教的靈恩運動給傳統的教會帶來甚大的衝擊，甚至有許多教會因為這一波的宗教新運動(new religious movement)而造成分裂。
聖經的使徒行傳記載耶穌昇天後的第一個五旬節時，門徒都聚集在一間房子裡。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燄顯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很明顯地，聖靈充滿而說方言的原初目的乃是要信徒們有更良好的交誼，進而形成一個共同體，不要因語言的障礙而溝通不良。但是在二千年後，靈恩運動卻變成共同體中分裂的定時炸彈，這正是宗教的弔詭。
值得一提的是，宗教新宗教的領導人往往都是高高在上的（例如：清海無上師、妙天禪師、洪道子、宋七力），但是靈恩運動的領導人卻與他們大不相同。我們看到東埔社青年有了神秘體驗後乃勤奮工作、樂於助人，而後來發展的陳友蘭溪流域布農族的禁食禱告也是一樣，他們可以在田間工作小屋、大樹下或河邊進行儀式，而不需要宏偉的教會。他們每次唱讚美歌時都是以布農語、國語、日語輪由，儀式中也盡量使用各種不同的語言與翻譯，以便讓所有參與者均能溝通。在禱告中也經常祈求中華民國的總統有足夠的智慧去照顧每一位公民不分其種族、性別、年齡、財富、社會地位等的差別。
新約教會的江端儀雖貴為領導人，但卻素衣薄食、刻苦耐勞、「不走世界的路」。洪三期與其他教會的領導人也是一樣，每天穿著舊衣服為錫安聖山打拼，甚至過著錢財共享的生活。有一次信徒結婚，被尊為末世大先知以利亞的洪三期因事沒有上台致詞，事後信徒們都指摘他不對，他竟然當場跪下懺悔，懇求大家原諒。
真靈教會的牧師也是一樣，雖然是台北最大靈恩團體的牧師，但是他謙和有禮，樂於助人，受到信徒們深深地愛戴。然而信徒們可以把他們在神秘經驗中所看到的異象公布在教會，甚至提出牧師要住在靠山安靜之處，要向原住民培靈，要組成福音隊等要求。
從這三個教會的領導人與信徒的關係我們可以看出靈恩運動比其他新宗教運動更能打破階級，其實這也是二千年前耶穌賜下聖靈的原因，因為有了聖靈在身上，信徒就能直接行使平常只有祭司才能行使的職分。也是因為這種直接的職分，真靈教會的信徒才敢把他們在神秘經驗中所看到的異象公布在教會，甚至提出牧師要住在靠山安靜之處。也是因為這種直接的職分，江端儀才敢鼓勵基督徒脫離公會宗派，回歸新約教會，洪三期才敢宣告台灣高雄的小林村就是先知以賽亞所預言的錫安山。也是因為這種直接的職分，東埔青年才會被教會向警察局控告該青年擾亂教會秩序，並禁止他的跟隨者到教堂做禮拜，導致他黯然離開故鄉。因為這種直接的值分，東埔靈恩運動的信徒才會與原有教會中的領導者發生衝突與抗爭，以致於參加運動者被教會排拒而被禁止進入教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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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鳴琴 1997 <認識世界各大宗教系列23：新約教會>《2000年福音運動通訊》11月號 pp.2-5
胡湲青1985《角色理論的一個實證研究－－以基督教台北真靈教會神醫角色為例》台灣大學社會學碩士論文
胡遜 & 陳曙光 1981〈聖山搬家記──聖經上的「聖山」在台灣嗎？〉《聯合月刊》 第三期 pp.50-56
黃應貴1990 ＜東埔社布農族人的新宗教運動－－兼論當前台灣社會運動的研究＞ 《台灣社會研究》3,2. pp.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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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謙1997〈基督教的「靈異」觀：以醫病與趕鬼為例〉發表於中研院社會所《宗教、靈異與科學》學術研討會。
張茂桂1994〈民間社會、資源動員與新社會運動--臺灣社會運動研究的理論志向〉《香港社會科學學報》 (4) pp.33-66
Hollenweger, Walter J. 1972. The Pentecostals. London：SCM Press Ltd.
Poloma, Margaret. 1982. The Charismatic Movement：Is There a New Pentecost? Ed. Irwin Sanders. Boston：Twayne Publishers.
[1] 本篇文章是由瞿海源教授所主持的「新興宗教現象及相關問題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之一。
[2] 瞿海源認為台灣的新宗教運動具有：全區域及都市性、悸動性、靈驗性、傳播性、信徒取向、入世性、再創性及復振性等特徵。
[3] 也有人把這兩派分為「現代派」與「傳統派」(Poloma 1982：214)。
[4] 另一方面，他們認為本世紀上帝賜下強力的聖靈運行於世界各地，這是末世的徵兆，耶穌基督馬上要再臨，並帶來千禧年。因此抱持這種靈恩主張的人最關心的是如何過聖潔的生活，並希望在末世來臨之前，把福音傳遍天下，拯救更多的靈魂。這些教派有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就是他們對大社會中的國家政治不是保守就是漠不關心(Anderson 1987; Hollenweger 1972：415; Poloma 1982)。如果硬要探索政治主張的話，我們勉強可以說他們反對墮胎合法化、反對抽煙、反對同性戀、反對公立學校的世俗化等等。
[5] 筆者與這三個團體的信徒均有認識，並且已經完成一部分信徒如何感受聖靈充滿的半結構訪談，現在正在整理準備發表。
[6] 南投縣布農族東埔社是黃應貴教授長期研究的田野地點。可惜他對這個運動的描述有若干疏失。比如說他誤以為這個靈恩運動的禁食禱告可能「是源自漢人的齋戒觀念而來」，而不清楚這是個普世的大運動。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有關他對社會運動的觀點，張茂桂教授(1994：33-66)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是這裡必須強調的是，他的田野資料在經過編輯之後，仍然適用。
[7] 有一次信徒買了部大巴士，車號是02-0548，他們就解釋成，02預表兩位使徒。05寓指詩歌第五首──大復興，48寓指詩歌48首──萬民流歸耶和華殿的山。於是合起來的意思就是：「主必藉他所設立的兩位使徒率領基督靈恩佈道團往前盡職事，帶下全面性的大復興，使萬民流歸耶和華殿的山」（瞿海源 1982：23）。
[8] 「真靈教會」實際上是台北市一個很有名的教會的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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