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0/1999

同性戀基督徒與網路客體溝通: 以同光教會的創立為例

游 謙 (慈濟大學 宗教與文化研究所)

Homosexual Christians and Communication via Cyber Objects:

An Example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Light House Church

Abstract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has increase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n communication and religion. In February of 2000, 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ety, concludes a large survey of Internet study. Norman Nie, director and principal investigator, announced the key finding of the study that: "the more hours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he less time they spend with real human beings. Additionally, he comments that: “the Internet could be the ultimate isolating technology that further reduces our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ies even more than television did before it.”

However, after investigating the vital witnesses of homosexual Christians, I discover that, instead of being the isolating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is a tool that helps them build strong ties among them. Moreover, the ties mak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ght House Church and many queer groups possible.

From the witnesses, I realise, because of the negative attitude of Taiwan society toward homosexuals, the Christians have to isolate themselves from society and are afraid to “come out of the closet”. However, through the Internet, they are able to exchange theological viewpoints without showing themselves or even using their own real names. Namely, they can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via objects. It is what I mean by “communication via objects”. Therefore, I argue that Norman Nie might have to amend his comment. In conclusion, I predict that homosexual Christian movements will increase and the Internet will facilitate many more new religious movements.

Keywords: homosexual Christians, strong ties, communication via objects, Internet, Light House Church.

對網際網路抱持悲觀態度的人主張網際網路將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降低人類對於社群的參與,並且終將成為孤立人際交往的終極科技,史丹佛大學的奈伊評論說:「網際網路可能成為降低人類對於社群參與的終極孤立科技,甚至比電視這種科技還要厲害。」

我認為抱持這種觀點的人忽視在許多時候,真人之間的互動反而會阻礙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在某些狀況下,想要促成溝通的主體因為遭受壓力,而不方便直接行使強聯繫,他們如果能暫時把自己的主體隱藏起來,而運用一些本身無意志,卻可供主體操弄的工具來做溝通,或許在時機成熟時就能促成「強聯繫」。

我把這些本身無自由意志,而是被想要溝通但又不便現身的主體運用來行使意志的工具稱為「溝通客體」,並且把這樣的溝通方式稱為「客體溝通」。這篇文章主要是以台灣的一個新興宗教團體「同志同光教會」創立為例,來分析同性戀基督徒如何運用網際網路作「客體溝通」,集結成立組織的起碼關鍵人數而建立實體教會,從這些分析我臆測奈伊等人將需修正他們的主張。

關鍵詞:同性戀基督徒、強聯繫、客體溝通、網際網路、同光教會

前 言:[1]

網際網路在這十年間的盛行,已經對社會許多層面造成衝擊,無論是媒體、教育、軍事、音樂、消費、政治、通訊、宗教等各行各業都在調整腳步,以便適應這個新科技帶來的挑戰。學界也有許多人投入心力來觀察這一波的新社會現象。當然也有許多研究成果呈現,抱持樂觀態度的人認為網路將加強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進而消弭一些不必要的誤解;而抱持悲觀態度的人卻主張網際網路將減少人與人之間的相處,降低人類對於社群的參與,並且終將成為孤立人際交往的終極科技,史丹佛大學的奈伊(Norman Nie)就是這種主張的典型。

2000年二月, 美國史丹佛大學的「社會量化研究所」(The Stanford Institut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ety)完成了一個有關網際網路對人際關係的衝擊的大型研究計畫,這項研究的受訪對象共有兩千六百八十九個家庭的四千一百一十三名成年人。該計畫的總主持人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奈伊發表研究結論說:「人們花在網上的時間越多,他們與真人相處的時間越少。」[2] 最後他評論:「網際網路可能成為降低人類對於社群參與的終極孤立科技,甚至比電視這種科技還要厲害。」[3]

我原則上同意真人之間的相處才是互動的良好管道,然而,我卻認為奈伊忽視在許多時候真人之間的互動反而會阻礙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例如某些時候人們認為利用紙、筆、或電話反而更能表達真感情,有些時候運用筆名或假身份反而更方便表露心聲。以人際溝通的面向來論,雖然能夠自由自在地行使自己意志的人才是完善的溝通主體(subjects),才容易促成強聯繫。但是在某些狀況下,想要促成溝通的主體因為遭受壓力,而不方便直接行使強聯繫,但他們又想與別人溝通時,他們如果能暫時把自己的主體隱藏起來,而運用一些本身無意志,卻可供主體操弄的工具(例如: 紙、筆、化名、或電話)來做溝通。雖然這種溝通只能到達「弱聯繫」或「中聯繫」關係,但是至少這樣子溝通仍能繼續進行,至少才不會造成孤立,而且或許在時機成熟時就能促成「強聯繫」。

我把這些本身無自由意志,而是被想要溝通但又不便現身的主體運用來行使意志的工具稱為「溝通客體」(communication object),並且把這樣的溝通方式稱為「客體溝通」(communication via object),這種溝通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主體行使溝通意志,卻又不必現身。值得注意的是,諸如紙、筆、化名、或電話等傳統的溝通客體,現在已經逐漸能被網際網路所替代。然而抱持奈伊這派觀點的人卻忽視網路能促成「客體溝通」的方便性。

這篇文章主要是以台灣的一個新興宗教團體「同志同光教會」創立為例,來討論同性戀基督徒(或稱為同志基督徒)如何運用網際網路作「客體溝通」,集結成立組織的起碼關鍵人數(critical mass)而建立實體教會。首先我將描述這個組織成立的經過和遇到的阻力,然後探討他們以前如何隱藏自己,而只利用客體做溝通,再來分析在網路時代他們如何做客體溝通,然後分析同性戀者如何運用網際網路這個與他們親和性甚強的溝通科技,逐步從弱聯繫發展到強聯繫關係;最後探討同志基督徒如何嘗試恢復他們的主體性。

同光教會成立經過:

1995年,在一個同志社團的聯合會議中,二位年輕的基督徒同志開始以電子郵件做信仰討論。當時這二位都已經認同他們的同志傾向,也都認為聖經並沒有反對同性戀,因此他們決定尋找有心人,共同成立一個基督徒同志團體。[4]

同年,有學生在一次神學研討會上詢問楊雅惠牧師有關同志與宗教的問題,她做了簡短的回答,學生覺得不夠,又在網路上問了一次,因此楊牧師寫了一篇在美國求學經驗中,有關同志在神學院情形的文章。結果學生把楊牧師的文章貼到宗教連結版上,在網路上引起了爭論(王雅各1999: 90)。但這些爭論使得楊牧師與前述的二位同志基督徒連結在一起。

九月份,他們三人決定在網路上召集有興趣的人商議成立社團;十月二十二日借到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地下室的場地,正式成立組織,取名為「大衛同志團契」並選出 Louis 為第一任會長。十一月十九日,該團契改名為「約拿單團契」。1996年三月十日,同志基督徒團契開始舉行主日禮拜,但是因為人數一直增加,實在需要有同工,於是開始籌備成立教會。

四月二十九日,中時晚報從網路得知消息(王雅各1999: 97),即大幅報導約拿單團契即將正式成立教會;五月一日,楊牧師在新公園接受路透社的專訪;五月五日,有三十三人聚集成立「同光同志長老教會」;九月一日楊牧師在網路上製作「同光同志長老教會WWW網站」;介紹教會立場與同志神學。1998年七月二十六日楊牧師辭職;1999年七月十一日,該教會聘任同志基督徒曾傳道師為駐堂傳道師。同光教會的成立給了同志很大的激勵,於是在台中、嘉義、台南、和高雄都成立了類似的基督徒團契。[5]

雖然目前這個教會成員不斷增加,但還是門禁森嚴,想要加入的同志必須先寫信、傳真、或朋友引介與教會取得聯絡,然後傳道師或長老們會先與這些人懇談,看看是否適合一起做禮拜。而且在聚會的時候,該教會的大門上鎖,不讓任何人出入。[6]

同志基督徒的處境:

當然門禁森嚴主要的原因乃是外在不友善的大環境使然,根據「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http://140.109.196.210/sc1/index.htm)第二期五次(1994年)的統計,只有0.6%的受訪者贊成同性戀的行為(參見 附錄一),[7] 而第二期二次(1991年)的統計,只有11.4%的受訪者贊成同性戀者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8]

在不友善的社會中,一旦警方發現有同志進出的地方,那裡就常常有臨檢;在工作場域中,同志一旦被同事發現,就會有升遷和待遇的歧視;在住宿時,房東一旦發現房客是同志,就會百般刁難;在軍隊中,同志常會遭受語言暴力,甚至有毆打或性侵犯等駭人聽聞的事件傳出(王雅各 1999: 19-70)。然而這只是對一般同志的壓迫,對於基督徒而言,還要面臨相同信仰的人的譴責。

教會歷史家鄭仰恩(1996)在觀察同光教會成立的事件時曾經沈痛地指出:「最令他們難以釋懷的,應該是教會界人士對他們的冷漠與不接納,甚至以聖經的話來譴責或審判他們。在這種情境下,同志們不但無法確認自己對上帝的信仰,連自己最基本的人性尊嚴與『身份認同』都無法肯定,這是最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

當社會大眾知悉同光同志教會成立的消息,臺灣最大的獨立教會「靈糧堂」的領導人周神助牧師在電視「2100全民開講」節目上與楊雅惠牧師辯論,激烈抨擊同光教會。[9] 同年由浸信會懷恩堂召開的「同性戀探討座談會」中,[10] 中華福音神學院的蔡麗貞傳道師與黃穎航傳道師及「走出埃及禱告事奉中心」的厲真妮傳道師嚴厲批判同光教會。

這些基督教領導人認為同性戀是以前被性騷擾、異性交往挫敗經驗、性侵害、父親兇暴等後天的環境因所造成的,所以會過得很不快樂。而且同性戀感情常常挫敗,彼此嫉妒、爭風吃醋、沒有圓滿的感覺,因此必須常常更換性伴侶,然後就有一種戴綠帽子的感覺。當然最重要的是這些人認為聖經明文禁止同性戀。厲真妮傳道師(1996)說:「當我知道5月5日要成立同志教會的時候,我人在國外,我幾乎要崩潰了!我就哭泣在上帝的面前。」[11] 還有一位網友在網路上提出他對同志教會成立的看法: 「怵目驚心的字映入眼簾,同志教會在台灣出現,莫非末世將到,亦或已經到了」(Flawless)。

我相信這些基督教領袖對同性戀基督徒的批判並非出於壞心腸,而是認為這些兄弟姊妹誤入歧途,違背了基督的教導,所以應當悔改,重回主的懷抱。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反同性戀的基督徒絕非等閒之輩!1996年許佑生及葛芮兩位先生要舉行同性戀婚禮的時候,當時的台北市長陳水扁原定出席致詞。但是由兩名大學校長及多位教授具名共同發表「致台北市長陳水扁的公開信」,認為同性戀者「變態」的生理結合,將對公共衛生、家庭倫理與社會道德造成嚴重的威脅。因此阿扁臨時以拉肚子為由,沒有出席這場婚禮(林建隆 1996)。[12]

如此強大的壓力,連堂堂的台北市長都受不了,更何況是一般的老百姓。面對這個不友善的社會,同志只好戴上異性戀的假面具才得以在公領域上平安做人(胡淑雯 1997:224),或者是乾脆長期躲藏在櫥櫃(the closet)裡,儘量不與別人往來。

同志與傳統的客體溝通:

但是人類是群居的動物,每個個體都俱有與人交誼的需求,也都俱有被愛與愛人的需求,長期隱藏會把自己悶死(王皓薇1997:53)。於是,各式各樣的交友方式都巧妙地被運用,其中最傳統的方法大概就是「交筆友」。取一個筆名,透過紙、筆來娓娓訴說,勾勒出自己的內心世界,更能深刻瞭解彼此內心,紙上情誼可以穩固建立,如果對方適合作朋友或是更進一步,大家總是希望有一天能面對面共同考驗。但是資深的同志常常告誡年輕人交筆友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自我保護,諸如:不隨便以真名示人、不隨便給電話、住址等(Beryl 1999)。

在傳統的校園內,學生如果要建立同志團體,大部分是登記個言不及義的社團名稱(例如:陸仁賈、奇娃社等),透過郵政信箱招募新成員。新鮮人往往要經過一段時間的觀望才會決定要不要加入,如果有興趣的話,他們就嘗試先用綽號、小名、假名等方法試探這個社團的性質。如果收到這類的信件,社團會請資深的成員對新來的人做各種試探和審核,以確定他是同志而且是真的對加入團體有興趣。此外,社團亦會在會員名冊上加上一些別的社團的人頭會員或給學校一份假名單,其中只有社長的姓名是真實的,用以確保社團的隱密性(王雅各1999: 57-58)。

校園社團常常會與校外的同志團體串聯,擴大同志的生活圈甚至推展同志平權運動。這類團體通常舉辦的動態活動包括:球類運動、晚會、野外健行、烤肉、踏浪等。而靜態的則有針對各議題的座談會、讀書小組、成長團體等。藉著這些活動,同志們往往能找到肝膽相照、氣味相投的好朋友(Beryl 1999)。

面對強大的恐同(homophobia)壓力,同志們不能行使他們同性戀的自由意志,無法自在地做主體。於是在私領域上,他們只好利用紙、筆、化名、假身份、言不及義的社團名稱、郵政信箱、人頭會員等方法與別人做溝通。於是在公領域上,同志只好戴上異性戀的假面具才得以繼續與別人做溝通,這些溝通的方式就是我在前面所講的「客體溝通」,這種方式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讓主體行使溝通意志,卻又不必現身。

魏鄂曼等人(Wellman & Gulia 1996: 178-79)整理人際關係研究者的理論,歸納出檢驗「強聯繫」的九個特徵:(一)有特別熟稔的感覺;(二)自願投入此種聯繫;(三)有想要對方相伴的需求;(四)有興趣常常在一起;(五)在各種場合;(六)且時間持續長久;(七)有互相感覺到;(八)對方的需要與支持;(九)有共同的社經地位、年齡層、生活方式做支撐。[13] 這個檢驗強聯繫的九個特徵是一個理想的類型法,特徵符合越多,越接近「強聯繫」;特徵符合越少,越接近「弱聯繫」,而且線上(online)與線下(offline)都能相互補足聯繫關係。

對於傳統的同志而言,這樣的溝通方式得以讓本來只能做「弱聯繫」(weak ties)的人(例如:同校同學、普通筆友),方便進行「中聯繫」(intermediate ties)(例如:變成同社團同學、常通訊的筆友、球友),甚至進行「強聯繫」(strong ties)(例如:變成肝膽相照、氣味相投的好朋友)。同樣地,扮裝舞會之所以有吸引力就是人們藉著面具、戲裝、化名、假身份這些「溝通客體」,把主體隱藏起來,讓想要行使溝通意志的人方便放棄平時的矜持,使舞會瀰漫著神秘與驚奇。扮裝舞會式的「客體溝通」得以讓本來只是做弱聯繫的人(例如:點頭之交的人、一曲舞伴、大都會中的鄰居、遠親、大公司裡不同部門的同事),方便進行「中聯繫」(例如變成見面會聊一聊的鄰居或同事,過年過節會互相送禮的親戚),甚至進行「強聯繫」(例如變成肝膽相照、氣味相投的好朋友)。[14]

同志與網路客體溝通: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雖然大部分的同志仍須戴上異性戀的面具,然而「交筆友」、「郵政信箱招募成員」、「社團人頭名單」等等集結的傳統方式逐漸地被網際網路所取代。[15] 以下這篇短文就是典型的例子:

某年的夏天,和往常一樣趁著夜深人靜之時,照例打開電腦,享受網際網路帶來的豐富生活。首先直奔拉子人氣匯集的蛋捲,系統顯示出有一封信尚未閱讀,發信的是個陌生的 ID。不疑有它的開了信件,赫然跳出一串字幕:「妳在拉子版所做的自我介紹,像是我所認識的xxx;如果不是的話,冒昧打擾你了。」

這封信著實嚇了我一跳,因為我就是xxx;文後的署名,的確是我相識多年的學姊。我啞然一笑,因為在這個校風保守的學校,我以為自己是唯一的拉子,沒想到原來同類就在自己的身邊。見了面,七嘴八舌的討論著學校中是不是還有隱藏的女同志在,沒想到我們所懷疑的是同一個人。於是學姊只得再冒曝光之虞,寄封信試探她。呵呵…賓果,果然也是。就這樣,三個原來交情就不錯的朋友,因為在網路上的試探而知道彼此的身分,關係也更加密切了起來。

不甘心只有三個人的關係,就在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我們決議成立一個女同志社團。辦信箱、設e-mail、且趁著半夜四下無人之時在女生宿舍張貼傳單,希望能找出更多隱身在校園中的女同志們。就這樣,一個稚嫩的社團就在三巨頭用心經營中成長茁壯,學校的拉子也一一出現在社團中。為了讓大家有聯絡感情的地方,我們在X女兒站申請了社團專用的版。在這裡我們分享經驗、發洩心情、提出問題以期獲得解答、甚至只是打屁灌水,我們讓它有了像家一樣的感覺。

而就在一次大張旗鼓的活動宣傳中,我們的文宣受到了注意,校內長官開始知道有個同志社團在學校活動著。就在一次我們於學校BBS站的某版上貼宣傳後,學校開始利用各種方法進入X女兒站,將版中出現過的ID與言詞一一記錄存檔,並威脅學校BBS站的站長將ID資料交給校方(因為有些社員在兩個站的ID是一樣的),所幸遭到拒絕,但對社團成員來說造成極大的恐慌。

我們不知道學校會不會對在學的拉子有任何課業上或其他方面的刻意刁難,且在這個地方,沒有所謂的言論自由,又有以後工作的壓力(他大老可以一句話說:永不錄用,然後我們就在企業中待不下去)。終於,大家開會一致決議,停止所有的宣傳及招生的動作,也關閉了我們在壞女兒的家,這對我們而言是多麼殘忍的。

在異性戀社會不斷的壓縮我們的生存空間之下,我們天真的認為在網路的世界裡我們可以脫去掩飾、可以自由的呼吸,藉由網路我們發掘彼此,藉由網路我們的感情聯繫的更親密,只是社會對同性戀的恐懼、壓迫卻無時無刻的滲透到每個角落。所以我們只有更努力不棄餒的利用各種方法建立我們的家園。希望當我視茫茫髮蒼蒼時,這個社團還繼續的綿延下去,而我們三巨頭也能談笑話當年(雲的騷動 1999)。

在這篇署名「雲的騷動」的文章中,我們可以注意到作者本來跟另二位校友只有弱聯繫或中聯繫的關係(本來就相識多年,但卻不知對方是同性戀者),但是藉由個人電腦、同志網站、通訊代號(ID)、電子郵件等新式的溝通客體,他們幾位要使溝通意志的主體得以逐步演變成「強聯繫」關係(變成關係密切的三巨頭)。

另外有一個口述歷史的例子也很類似。吳先生是一位20歲(66年次)的青年,在國中的時候慢慢地從電視上知道自己的性傾向叫做「同性戀」,當時他覺得很不安、很難受,因為電視都說同性戀很變態。上高中的時候,媽媽從他同學、老師口中聽到他老是跟男同學「要好」,就開始罵他一些不堪入耳的話,甚至鞭打他,要他一定改回「正常」。以後一定要給她結婚生小孩,否則害她面子丟了,要脫離母子關係,使他覺得快活不下去了。

後來他來到台東,也接觸了網路,才慢慢認識一些人,跟他們談了很多,再看了一些書之後,逐漸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這樣的性傾向是天生的,就該這樣去接受他。對自己的態度也逐漸轉為認同,也越來越感到身為同性戀很自然,這才慢慢地建立自信(高承達 1998)。

從吳先生的生命史我們可以看到他本來以為自己很變態,而且常被周遭的人講一些不堪入耳的話,害他差一點活不下去。但是後來經由電腦網路,他找到的一些跟他有共同的社經地位、年齡層、以及生活方式的人,他們支持他,使他慢慢地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並且逐漸建立自信。換句話說,吳先生因為環境的關係,逼得他必須長期躲在「櫥櫃」裡,只能跟周遭的人維持有限度的「弱聯繫」關係。但是藉助網路這種不必現身,而只靠「客體」做溝通的溝通方式,讓他得以方便與別人進一步到達「中聯繫」、甚至「強聯繫」的關係。[16]

網路與同志的親和性:

到底網際網路與同性戀者之間有什麼親和性?我們必須分析它的特性和同志的習性之間的關係。網路最能吸引同性戀者的可能是它的匿名性,使用者在上網與人互動的時候不用出示真名,只要選用一個代號(ID)和一個密碼(password)即可上線,和世界各角落的人溝通。這時候人跟人往來都可以是戴著面具的,在隱匿出身、性別、階級、職業、年齡、容貌、聲音的情境下,人們可以暫時拋開禮教的束縛,放心地一步一步訴說心裡的話,即使稍有逾越倫理規範,挑戰社會禁忌,也不擔心受罰。

因此在網上,我們可以看到孩子洩漏對父母的不滿,會友發出對牧師的質疑,已婚者洩漏對婚姻的幻滅,信徒透露對信仰的動搖,破碎心靈洩漏對人生的絕望,在一種彼此都不認識對方的環境下,反而最有安全感。而且每個洩漏機密的人,都可以找到雷同處境的安慰者,這安慰者之所以敢出面安慰,也是因為不必與對方設防(陳韻琳 1999)。網路的匿名性,在此時可以做為心理發洩的場所,對現代人來說,無疑地具有某個程度舒解壓力的心理治療功能(葉啟政 1997; 趙宏達 1998)。專門研究網路社群心理的林以正也指出網際網路較能表達情感,是因為網路的匿名性,以及設定了理想性的自我,建構了一個保護自我的空間,因此,比起一般人可能要相處幾個月後,才能發展出吐露心情及感覺的情況,更能表現情感(尚道明 2000)。

網際網路還有一項對同性戀者有重大幫助的就是「分眾化的公共論壇」。網路的基本結構是使用者透過連線把電腦終端機連上主機,個別的主機又利用連線把世界各角落的各個主機串連起來形成網際網路。由於主機的價格低廉,許多單位都有經濟能力獨立架構站台,提供終端機使用者擷取資料或上傳檔案,因此每一個人都可能成為媒體的擁有者,發表自己的意見,也可以在網上吸收自己想要獲得各式各樣的知識,因此多元(diversified)且去中心化(de-centralised)的公共論壇在網際網路上逐漸成形。

在茫茫網海中,在何處才能找到互動的網友呢?此時各網站為了凸顯自己的特色都會依照特定的主題,吸引相同興趣的網友。例如區分政治、職棒、購物、電腦、或旅遊等主題,旅遊的主題還可以細分:國內、國外、東南亞、歐洲、南美、和北美等等。在政治的主題下也區分:一般、民進黨、國民黨、新黨、建國黨等,由於主題越分越細,分眾也越來越明顯。常到某特定主題區的網友大多會達成共識,我群意識也越來越明顯。

例如1995年12月「女性主義BBS站 - 自己的房間」拉開「女生專用」的旗幟(黃慧櫻 1997),當時這個網站成立的原因乃是鑑於台灣的網路空間處處夾雜貶抑同性戀、歧視女性的言論,有關性別議題的討論區老是遭到沙文主義者挑釁,因而萌生架設一個「謝絕對同志與女性不友善的言論」網站的念頭。[17] 當然每一個網站都有公約提示了一般性的規範與約束,但是「自己的房間」則明示了這是個特定場域。在「使用者權利義務」部份,特別指明當使用者遭受騷擾時的申訴程序及被告者應有反應,公約中明禁攻擊性意涵的字眼,更載明「其認定標準與處理方式由各版版主自行決定」。因此站內各版主對於傷害或侮辱性別平等的言論採取嚴格的標準,對於騷擾女性網友者也予以砍信或砍除身分的處罰(孫秀蕙 1998)。[18]

這些網友在網際網路上凝聚了共識、建立了友誼之後,也會不定期舉辦的網聚(或版聚),相約出去聊天、喫茶、喝咖啡、看電影(參考 翁健誠 1999; 王皓薇1997: 56),補償虛擬世界的不足。而魏鄂曼等人(Wellman et al. 1996:220-227)也認為,電腦網路上弱聯繫對象之間,也經常成為社會支持與認同感的來源。尤其當建立關係的起始階段就有共同點時 (例如地理鄰近、語言相通),更容易發展信賴的關係。換言之,原為陌路、卻共處相同副文化的網友,似乎更容易透過電腦網路這項新媒介,建立或加強溝通管道,拉近彼此距離(參考 傅仰止 1997)。因此,雖然有些先天的限制,然而電腦所架構的社會網絡卻仍然能夠撐持強聯繫、中聯繫與弱聯繫等關係,這些在實體社區中才會有的網絡關係特性;進而使得電腦所架構的社會網絡可以擁有足夠能力在虛擬社區中(甚或就在實體社區中)提供訊息(information)的交換和社會支持(social supports)(Wellman et al. 1996)。

像這樣的網站,每次遇有挑釁的言論出現,一些固定的代號總會出現,彼此相互聲援。就實際的觀察瞭解(蘇彥豪 1997),這種網站長期運作下來已有許多的核心網友,有層層的動員網絡,她們或透過電子郵件,或透過其他網站相互聯繫,互通聲息,形成一個具有高度共識與認同感,在網路上可以相互支援的「社群」(community),動員起來,可以建構或重建議題(盧諭緯 1997;孫秀蕙 1997)。

另外有些網站則直接以同性戀為訴求,例如「我們之間」網站(http://wzj.090.net/)就直接在首頁(welcome page)言明:

嗨,親愛的妳...如果妳覺得自己像是遺世孤絕的怪物...如果妳自我懷疑,不能確定...如果妳為同性戀情所苦,卻找不到人可以傾訴...如果妳覺得走上同志這條路沒有前途、不會有結果...如果妳不知道別的女同志都是怎麼過日子的...請加入「我們之間」!!我們和妳一樣,深愛著女人,願意和妳一起,分享愛情的喜樂與憂愁,我們和妳一樣,都有著大同小異的家庭壓力、社會壓力,但卻匯集了許多過來人的經驗與智慧,願意和妳互相切磋討論,我們看見了充滿希望的未來,歡迎妳加入女同志的大家庭,一起為美好的明天努力!

這類的網站對於那些自我認同尚待建立又不知如何打入同志圈的同性戀者來說,確實是個既能擴大生活圈又能互相取暖的地方(黃慧櫻 1997)。[19] 不論妳丟出個人哪方面的困擾或疑問,大家就會七嘴八舌的給意見;一些上網較久的老人也會熱心的照顧新人;此外也會有關於同性戀者租屋、購物、活動方面的訊息,充分發揮了「同志網路村」的精神(Beryl 1999)。前面提到的「雲的騷動」和吳先生的經驗,也都是「同志網路村」發揮的實例。

除了生活經驗的交流外,有關同志議題的平權運動討論,也很容易在網上獲得迅速而為數可觀的回響,如前陣子成功高中MOTSS版的廢版事件、常德街警察臨檢事件及同志夜間人權等平權運動,都是經由網路的中介,克服了物理距離,使得跨越地域的運動串連成為可能(Beryl 1999)。同志運動者甚至把網路當成「新聞媒體」、「工作聯絡簿」、「動態會議室」、「連署站」、「歷史紀錄保存庫」來使用(成忠一 1998)。

同志與網路的客體溝通:

但是以上提到的這些只是網路所提供的環境,而同性戀者本身是否親近這些環境呢?根據林以正等人的調查,目前網路的使用者大都侷限於都會區的高教育程度者。而學生族僅1.6%未曾使用電腦,而電腦的使用主要從事的項目以網際網路(41.31%)居首,其次為文書處理(29.34%) 與通信。而使用網際網路,其使用功能主要為「布告欄系統」(BBS)(41.6%)、「全球資訊網」(WWW)(36.11%)與「電子郵件」(eMail)(28.34%);上網最常進行的活動則以生活休閒資訊(30.77%)居首, 其次為交友聊天(14.81%)、閱讀新聞/雜誌(13.2%)、通訊(12.40%)。從以上的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大學生網際網路的使用,以BBS、休閒資訊、交友聊天與通訊等與人際有關的項目為主(林以正 et al. 1997)。

而蕃薯籐網站在1998年所做的「台灣網路使用調查報告」(http://survey.yam.com.tw/98/)顯示:將近百分之五十的受訪者具大學或學院以上的學歷,若加上專科以上教育程度,則比例更高達百分之八十八左右。這就說明了目前在台灣地區網路的使用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調查結果也顯現:台灣地區的網路使用仍高度集中在都會地區(台北縣市、桃園縣、台中市及高雄市),尤其是集中在北部的都會區。

以同志網路族而言,「童女之舞網站」(http://www.lalainfo.com.tw/)在1999年對女同性戀者做了一份超過一千人的網路普查(第二次網路拉子問卷普查)。結果顯示,61.2%的人認為他們所認識的女同性戀朋友幾乎都會使用網路,33.7%的人認為有一些還不會使用網路,只有5.1%認為絕大部份是不會用網路的。學歷方面,大專以上的女同志網友佔79.1%,高中職佔19.7%,國中以下僅佔1.3%。女同志網友最願意出櫃(come out of the closet)的對象是女同志,其次是朋友或同學。而網友平均年齡是22.8歲,月收入在二萬元以下 58.7%。

以上這些調查數據與我的訪談資料相吻合。我在1999年用半結構問卷(semi-structured question list)訪問了八位同志基督徒(北部五位,南部三位),第一位是23歲的男長老,大學畢,使用網路四年;第二位是26歲的女執事,大學畢,使用網路一年;第三位是25歲的男執事,專科畢,沒使用網路;第四位是25歲的女執事,大學畢,使用網路數年;第五位是24歲的女會友,大學畢,使用網路三年;第六位是22歲的女會友,大學畢,使用網路四年;第七位是33歲的男執事,專科畢,使用網路半年;第八位是27歲的女會友,研究所畢,使用網路四年。換句話說,這個團體的成員學歷比一般教會的會友高,而且有大多有使用網路的習慣。值得一提的是,裡面的長老、執事都是二、三十歲的青年,可見成員的年齡比一般教會會友的年輕許多。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同性戀者書寫的能力相當傑出,這幾年同志在文壇大放異彩、屢得大獎,「秀異的視界令人之側目」(白佩姬 1997: 211)。另外同志所辦的學生社團刊物或商業媒體刊物也都有耀眼表現(王雅各1999: 163),因此同性戀者應該相當適應目前這個主要以文字書寫為溝通介面的網際網路。

同志基督徒的信仰掙扎:

然而同志基督徒需要的並不只是互相取暖的朋友而已,他們更需要基督信仰的肯定。有一位信徒作見證說,在她高四那年親身經歷了她的初戀情人罹患末期癌症,在最後的幾個月裏,她看見了同志基督徒在信仰與性傾向認同上的掙扎,這位初戀情人不斷地對她說:「… 神不允許同性戀,我有罪,我不配稱為 神的兒女」。到最後終於因為社會和信仰的壓力而崩潰、自殺了。因此她恨這個社會;甚至恨上帝。到了台北,因上網而認識了一群女同志朋友,在同志酒吧裏,學會了抽煙、喝酒、放縱自己。幸好後來她又在網路上認識了一位基督徒,終於讓她成為同光教會第一批受洗的會友(思敏 1997)。

另外一個見證也很類似。Louis 說他在上成功嶺的時候,每晚站衛兵時都為了自己的傾向向上帝流淚禱告,有一次放假到臺中市區,逛書店時看見一本光泰寫的書 「裸的告白」,知道他是基督徒,便抄下他的信箱並寫信給他。開學後,他與作家光泰見了面,談了信仰與性傾向的事,終於克服了這兩者之間的衝突。後來他透過一位同志基督徒認識了楊雅惠牧師,並共同促進了同光教會的成立。[20] 他的父親因為身份的顧慮,無法公開支持同志,但卻很高興看見他又能夠回到教會,也不時地為同光教會禱告 (Louis 1997)。

還有一個是同光教會現任傳道師 Elias 的見證。曾傳道師在高三時受洗成為基督徒,到了大學時才明白他的同志性傾向。當時他以為基督教是排斥同志的,所以他懷疑上帝,也遠離上帝。然而經過幾天的禁食禱告後,上帝讓他明白同志的性傾向是上帝所創造的,正如上帝也創造異性戀傾向一樣的奧妙。最後他加入了同光教會,走入了一個他覺得可以除掉面具的地方(Elias)。

從上面這幾個見證,我們看到他們都曾經以為基督教是排斥同性戀的宗教,所以都痛苦地離開了教會。直到他們明白上帝並不反對同性性傾向後,他們才回到基督教,並且除下了面具。雖然他們在信仰上所遭遇的最大反對者正是當初反對阿扁市長參加同性戀婚禮的那些社會名流(包括靈糧堂、懷恩堂、中華福音神學院和多位大學校長與教授),但是他們還是成立了同光教會,並且利用廣播、網路、報紙、雜誌等等不用現身(come out)的溝通客體向教會及社會傳達訊息,矢志讓大家瞭解同性戀性傾向並非如主流教會所宣稱的「違反基督教教義」。

什麼是「基督教教義」呢?這個宗教有一個特徵就是一切都必須以經典為依據,所以這是它之所以與猶太教、天主教、伊斯蘭等宗教共同被稱為經典宗教(scriptural religions)的原因。因此要討論基督教教義就必須從經典著手。簡單的說,大部分的基督徒認為《聖經》上明文禁止,所以大家必須棄絕同性戀與同性性行為,他們最重要的經文依據當然是「所多瑪事件」。[21]

據《聖經》創世紀的記載,「所多瑪事件」是因當時亞伯拉罕的姪子羅德(Lot)住在所多瑪(Sodom),亞伯拉罕知道上帝厭惡並且可能會毀滅所多瑪與蛾摩拉(Gomorrah)時,他哀求上帝看在城中的義人的份上而饒恕這兩座城市,最後他得到上帝允諾,如果找到十個義人就不滅城。上帝開始差遣兩個陌生人前往所多瑪,並且受到羅得的接待。但是所多瑪人忽然包圍羅得的房子,要求他把兩個陌生人交出來,並且「任我們所為」。羅得執意要保護他的客人,甚至願意交出自己的女兒讓他們滿足。所多瑪人喝令羅得:「退去罷!」開始要攻破房門。在危急的當刻,上帝的使者適時地引領羅得全家人逃走,並且憤怒地降下硫磺與火毀滅了所多瑪與蛾摩拉這二座罪惡之城。

受這段經文影響的宗教信徒(包括:猶太教、天主教,伊斯蘭、基督新教、摩門教等信徒)大多認為上帝之所以如此憤怒乃是因為祂厭惡所多瑪城及附近的人的同性性交癖好,因此,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西方社會一致把「(男)同性性交」稱為”Sodomy”,並且把這種性傾向的人稱為”Sodomite”,[22] 到了近代更把這兩個字跟「同性戀」(homosexuality)與「同性戀者」(homosexuals)劃上等號。[23]

但是同光同志教會以及普世的同志神學卻主張引用這個事件來譴責同性戀是不正確的詮釋。因為《聖經》以西結書論及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惡時,認為他們的過錯是驕傲、吃超過的食物、安逸的生活、又沒有善待需要幫助的人;耶穌在馬太福音也談到所多瑪和蛾摩拉,而祂也是指責他們沒有善待外出的客旅。所以上帝痛恨的是所多瑪人凌辱過路人,要把他們「肛交強暴」的惡劣行為。這跟兩情相悅的同性戀(或同性性交)毫無關係。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撒母耳記中大衛與約拿單的故事,雖然傳統教會視他們為一般的好朋友。[24] 但是同光教會卻主張這是同性戀,因為他們兩個經歷了秘密約會、親吻與哭泣、絕食等等。在約拿單死後,大衛所立的誓約:「我兄約拿單啊!我為你悲傷!我甚喜悅你,你向我發的愛情奇妙非常,過於婦女的愛情。」這是非常明顯的事實,任何人在讀這段故事的時候都不應該忽視或否認。[25] 同光教會的會友希望他們的的存在能夠促使主流教會看見同性戀基督徒,並且讓他們正視這些同性戀的事題(王雅各1999: 92)。[26]

另外同光教會和各地相關的團契也俱有共識並積極地提倡「同志基督徒真愛運動」,[27] 他們希望同志基督徒不要以為兩情相悅或是看對了眼就可以步入親密的性行為。既然選擇了基督信仰這條道路,很多事情都必須以信仰看待,包括跟上帝求伴侶。有伴侶交往後的價值觀、金錢觀、人生觀、職業觀、道德觀、教會觀等等。而且更要確信這位伴侶能一起走這一條艱難的道路,幫助正在受苦中的同志基督徒早日脫離桎梏。他們也希望藉著真愛運動,導正社會對同性戀者常常更換性伴侶的刻板印象。

目前同光教會約有五十位同志基督徒參加聚會,[28] 成員除了長老會的信徒以外,包括許多不同的教派,甚至也有天主教友。對內而言,他們正在發展屬於同志的聖禮、節慶與儀式,例如肯定同志身份的詩歌、啟應文、信仰告白、聖餐儀式、祝福儀式、感恩儀式、證婚儀式、臨終儀式、 甚至出櫃儀式。對外而言,同光教會希望繼續做些同志協談工作,並希望將來能成立一個同志關懷中心,訓練一些社工人員專門做的心理諮商和輔導,並且建立同志父母親的關心和支持網絡(王雅各1999: 107)。當然,他們衷心希望藉由神學的詮釋與同志真愛運動,慢慢地與眾多的一般教會互動,與眾教會彼此了解、對話、並且互相接納。我想如果能達到這個目標,慢慢就能恢復他們的主體性,因為唯有承認「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才會有真正的「了解」、「對話」、與「接納」(Knitter 1985)。[29]

結 論:

研究宗教史的人都會察覺,科技的革新的確一次次地改變了宗教的面貌。就基督宗教而言,在第一世紀,由於道路修築技術的革新,使得羅馬帝國建立,基督教得以在那空前的多元社會佔得一席之地(Stark 1996: 197)。在十六世紀,由於印刷技術的革新,馬丁路德的改革運動得以成功,新教得以建立。在十八世紀,由於航海技術的革新,使得歐洲殖民主義興起,基督教得以傳播到全世界。

但是每次一有技術的大革新,就會有不適應的人罹患「科技恐懼症」(technophobia)。四0年代,當電話開始普及的時候,它曾被大肆批評為「怪異」、「剝奪人性」的溝通器具(Wellman & Gulia 1996),但是現在電話卻變成連接人與人(connecting people)的重要設備,不再有人把它當成「終極孤立科技」。從這篇文章的敘述中我們也可以看到,網際網路提供了方便的溝通客體,因此促成許多人從「弱聯繫」到達「強聯繫」的關係,網路也連接許多無法發聲的人互相取暖。因此我推測由奈伊等人所領導的史丹福大學社會量化研究所很快就必須修正他們把網際網路當成「終極孤立科技」的立場。

解嚴後的臺灣,電視台一家一家地成立;報紙一份一份地誕生;電台一站一站地架設;都對傳播新觀念、促成社會多元化有顯著的貢獻。但是這一波的同志運動者暫時沒有能力去操弄供應大眾使用的電視、報紙、或電台,換句話說,這些他們無法把這些大眾傳播媒體全然地變成他們行使意志的溝通客體。因此這些媒體仍會出現許多對他們不利訊息。但是他們仍可利用一些不需現身的溝通客體向社會傳達訊息,有限地行使他們的意志。

但是網路這種傳播媒體可就跟傳統的媒體大大的不同,同志們當然暫時沒有能力去控制整個網路系統,也暫時沒有能力去控制工作主機(work stations),但是他們已有能力去架設網路伺服器(PC servers)、成立網站(websites)、選取通訊代號、登記電子郵件。因此想要行使溝通意志卻又不便現身的同志就方便以主體的身份去操弄網站、伺服器、代號、電子郵件等附著在網際網路上的工具,使這些成為同性戀者的「溝通客體」。而這些「客體」因為是附著在電腦網路這種強力的媒介上,同志運動得以進入嶄新的紀元。

以同光教會成立的經過的來討論或許更具體,同志基督徒是社會中少數的少數,而且礙於外來的強大壓力,迫使他們不便輕易現身,因此這些人可能一輩子也遇不到幾位相同信仰和性傾向的同志。但是經由網際網路的客體溝通,他們能夠在幾個月內達到成立教會的關鍵人數,聚集三十幾個人共同建立實體教會,並且摘下面具,以主體互相見面,達到「強聯繫」關係,不用再行使「客體溝通」。

儘管現在的同志基督徒運動受到大社會的排斥,而且他們在網路上釋放的訊息尚未受到決策者的青睞,[30] 但是我對他們的努力仍有信心。因為目前雖然網友年紀尚輕,以至於未能掌握社會資源,但是這群上網的人普遍俱有高學歷,而高學歷者正是最能接納同性戀的族群,[31] 我相信幾年後,當目前這群網友擠入社會決策階級的時候,決策群就會「了解」同志基督徒的處境;就會有「對話」的管道;就會有「接納」的空間,恢復主體性的目標就可能一步一步地達成。[32]

資料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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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同性戀 應不應該(1994年)?

應該

12

0.6%

不應該

434

23.4%

很不應該

311

16.8%

非常不應該

702

37.9%

無意見

362

19.5%

不知道

1

0.1%

不瞭解題意

16

0.9%

不願意回答

14

0.8%

總計

1853


附錄二:同不同意同性戀的人有彼此結婚的權利(1991年)?

教育程度 & 態度Cross-tabulation

          態度

教育程度

同意

無意見

不同意

Total

國小及以下

Count

54

304

541

899

% within 教育程度

6.0%

33.8%

60.2%

100.0%

國中

Count

60

120

257

437

% within 教育程度

13.7%

27.5%

58.8%

100.0%

高中職

Count

92

187

383

662

% within 教育程度

13.9%

28.2%

57.9%

100.0%

專科

Count

32

63

142

237

% within 教育程度

13.5%

26.6%

59.9%

100.0%

大學

Count

44

61

107

212

% within 教育程度

20.8%

28.8%

50.5%

100.0%

Total

Count

282

735

1430

2447

% within 教育程度

11.5%

30.0%

58.4%

100.0%



[1] 本文是由中央研究院瞿海源教授所主持「新興宗教現象及相關問題研究計劃」的研究成果之一。 我要感謝我的受訪者以及對這篇文章提出指正的前輩。

[2] 附原文如下: A key finding of the study: "the more hours people use the Internet, the less time they spend with real human beings. (http://www.stanford.edu/group/siqss/)

[3] 附原文如下: The Internet could be the ultimate isolating technology that further reduces our participation in communities even more than television did before it. (http://www.stanford.edu/group/siqss/)

[4] 參考《暗夜中的燈塔:同光同志長老教會》一書。

[5] 另外,佛教信徒也成立名為「同梵精舍」的同性戀宗教團體。

[6] 楊雅惠牧師訪問紀錄(訪問地點:基隆暖暖基督長老教會 訪問時間:1999.5.10)。但是同光教會表示這個門禁在大社會對他們不再誤解的時候,就無存在的必要了。

[7] 這個問卷的問法有些瑕疵,因為把這個問題和「說謊」、「逃漏稅」、「偷工減料」等問題擺在一起問,因此回答贊成的比例較低。

[8] 而教育程度愈高者,贊成的比例愈高。相同教育程度者中,具大學學歷者有20.8%贊成;具小學學歷者中,僅有6.0%贊成(參見 附錄二)。

[9] 基督教著名的「二千年福音運動」,也是以「靈糧堂」為軸心。

[10] 浸信會懷恩堂就是位於台大校門正對面的大教堂。

[11] 厲真妮 (1996; 1997)的發言,是這派觀念的典型。

[12] 這封公開信主要由基督徒所組成的信望愛社成員所連署,他們的社員包括:中原大學校長張光正、前東海大學校長阮大年、台大教授江群從、陳民本、清大教授周卓煇、輔大教授蔡敬民、中原大學教授魏外揚、東海大學教授彭懷真、淡江大學教授曾秀瑱、海洋大學教授孫寶年、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唐堂、建築師潘冀、前青輔會主委尹士豪和基督教論壇報社長林意玲等兩百多位在各大專院校任教的學者和社會人士。

[13] 附原文如下:1,a sense of the relationship being intimate and special,2,with a voluntary investment in the tie and 3,a desire for companionship with the tie partner; 4,an interest in being together as frequently as possible 5,in multiple social contexts 6,over a long period; 7,a sense of mutua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8,with the partner's needs known and supported; 9,intimacy often bolstered by shared social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gender,socioeconomic status,stage in the life cycle,and lifestyle.

[14] 有關同志與面具的關係,請參照趙彥寧(1997)的論文。

[15] 雖然有些人還是偏愛傳統的溝通方法。

[16] 高承達先生所記錄的這篇生命史並沒有描述吳先生有沒有先藉著綽號在網路上與別人溝通同性戀的議題,但是我大膽假設他藉由個人電腦、同志網站、通訊代號、電子郵件等新式的溝通客體,幫助他與其他的同志網友從「弱聯繫」變成「強聯繫」。

[17] 台灣最早的同性戀網版應該是一九九四年四月在中央資管龍貓站開版的「MOTSS板」(Members of the Same Sex)(布魯斯 1997:220)。

[18] 位在女性主義站(IP:140.114.98.108)同性戀討論區「酷兒板」(queer)板在十月間有位擁護異性戀者進入發言,令該版的使用者極度不快,板主及其他使用者在屢勸不聽及發言反制無效後,決定採取「砍信」的措施,但後續又引發「砍信」是否適當以及有沒有進一步驅離措施(如將該註冊「帳號」ID停權)(蘇彥豪 1997)。

[19] 目前台灣人氣較盛的女同志網站有淡江蛋捲廣場的拉子天堂版、假面版、女性主義房間站、壞女兒站、彩虹夜總會等(Beryl 1999)。

[20] 參考《暗夜中的燈塔:同光同志長老教會》底稿。

[21] 聖經中極少討論同性戀的性行為,約僅有六處提及,而其中又以「所多瑪事件」最常被教會引述。但是現在也有許多人引用保羅書信。有關這些經文的用法,請參考《暗夜中的燈塔:同光同志長老教會》一書。

[22] 阿拉伯文把先知羅得翻譯成「魯特」(Lut),把「男男性交者」稱為qaum Lut或簡稱Luti(意思是「魯特的族人」),並且把「男男性交」稱為liwat(意思是「魯特的族人的行為」)。馬來西亞文用"meliwat"這個字眼來描述安華的罪狀,正是受了阿拉伯文的影響(游 謙 2000)。

[23] 在伊斯蘭世界裡同性戀有很重的罰則,這樣的罰則受到許多西方人權組織的關切,不斷對伊斯蘭國家喊話,要求廢止。有些位於歐美的穆斯林也組織壓力團體,聲討這些迫害同性戀者的國家,其中較為著名的有「法提哈基金會」(Al-Fatiha Foundation) 與「同志聖戰」(Queer Jihad)等組織。這些穆斯林認為同性戀是阿拉創造的,不是自己的選擇。這種性傾向乃與生俱來,無法改變的,因為這是基因和荷爾蒙激發的。他們希望同性戀穆斯林不要再躲在西式酒吧裡,站出來和其他人一起,在穆斯林社群(ummah)裡禮拜阿拉(游 謙 2000)。

[24] http://www.geocities.com/Heartland/Pointe/1312/social_gay23.html

[25] 有關這些神學的詮釋,請參考同光教會的網站 http://w2.dj.net.tw/

[26] 該教會將在2000年出版一本描寫同光教會各種資料的書,書名是《暗夜中的燈塔──同光同志長老教會》。

[27] 在這次的訪談問題列中,我也請教他們是否贊成「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的型態,他們八位沒有人回答贊成,我想這就是他們支持「真愛運動」的印證。

[28] 而其他各地的同志團契約有三十位聚會。

[29]同志基督徒努力想建立實體教會有其神學意義,因為聖經記載上帝的救贖不是以信徒個體為單位,而是以教會為救贖的對象,就好像伊斯蘭的救贖是以「穆斯林社群(ummah)」為中心一樣。另外一個原因是基督教界對實體教會的堅持。一、二十年前,電視佈道大行其道,但是電視佈道家(tele-evangelists)後來都漸漸明瞭終究還是要回到實體教會(physical churches)。以網路這種最新的科技而言,許多宗教團體已經體認到它的影響力,也漸漸地架起了他們的網站,傳播他們的宗教理念,但是卻沒有認為「網路虛擬宗教」(cyber religion)可以替代實體宗教(physical religion)(Dawson & Hennebry 1999)。

[30] 根據林鶴玲教授(2000)的分析,電腦網路的讀者群與當今政策的制訂群仍有一段年齡的差距。

[31] 前面提到的那群基督教領袖這幾年都積極在電腦網路上傳揚反對同性戀的立場,這也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已體認到網際網路的強大傳播力量。當然他們現在沒有社會壓力,沒有現不現身的問題,也就不必要行使「客體溝通」了。

[32] 況且,根據「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劃」第二期五次(1994年)的統計,有二成以上的受訪者對於「同性戀應不應該」這個問題不表態(參見 附錄一);而第二期二次(1991年)的統計,有三成受訪者對於贊不贊成「同性戀者應有彼此結婚的權利」這個問題不表態,我推測這群目前不表態的人是將來最有可能接納同性戀的族群。

飛碟會陳恆明與末劫明王 ── 一個末啟修辭法的分析

作者: 游 謙
英國蘭卡斯特大學 宗教學博士

摘要
本論文研究嘉南醫藥學院的陳恆明教授如何運用修辭技術把「基礎文本」和「當前狀況」做連結,以致產生「末世動員」的「飛碟會事件」。

飛碟會的「基礎文本」是傳統讖緯中的「三期末劫」與「大千收束二八年」,加上基督教聖經上「二加一」與「六加一」的千禧時間觀;「當前狀況」是「人性墮落」、「核彈威脅」、「政客腐敗」加上「兩岸關係緊張」。陳恆明巧妙地把這些觀念連結起來,民眾相信他的論述後,自以為是「少數被揀選的人」,因此就變賣台灣的財產,到美國德州等待末世飛碟,而陳恆明的「明王」身份因而確立。

關鍵字: 飛碟 末世 明王 修辭 文本 千禧年 時間觀

最近幾年臺灣連續爆發了數件撼動社會的宗教事件,[1] 而每次事情發生時,大家總是會問一個相同的問題:「為什麼有人會去相信這樣的宗教?」如果簡單化約地說人們是因為「分身照片」才相信宋七力;因為「禪修的技術」才去相信黃明亮(妙天禪師);那麼,為什麼有一百多個人會去相信「飛碟會」所預言的世界末日呢?或許大家可以說信徒堅定信仰(conviction)的原因是因為信仰宋七力而使病痛「不藥而癒」,大家也可以說信徒因為信仰妙天而感到「神清氣爽」。在某種程度上「不藥而癒」或「神清氣爽」都是可以經驗到的,但是世界末日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陳恆明是如何使信徒相信他的預言呢?經過分析的結果,我發現這跟他巧妙地運用的「末啟修辭法」(Apocalyptic Rhetoric)來說服群眾有重大的關係。[2] 在這篇文章中我將描述「飛碟會」的事件始末;然後回顧西方學者對於「末啟修辭法」的討論;接著以重新架構的模式(如附圖)來分析陳恆明的「末世論」;再來比較他的「末啟修辭法」與西方修辭法的異同,並且推測陳恆明隱藏的「末劫明王」思想。


事件始末
1998年初台灣最轟動的社會新聞之一就是陳恆明帶著一百五十位台灣信徒到美國德州等待末世飛碟接引他們上天的「飛碟會事件」。四十三歲的陳恆明本來任職於嘉南藥專,教授國父思想課程。在這期間,他成立了「中華民國靈魂光研究會」,創辦「臺灣上帝救渡眾生寺」,後又改稱「上帝拯救地球飛碟會」,但他們則稱之為「真道教會」或「上帝救贖會」。
1997年八月開始,「飛碟會」在舊金山的假日旅館舉辦了一連數日的發表會,指稱世紀大災難必將於一九九九年發生,上帝將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變成人,降臨於德州達拉斯的迦蘭市(Garland),拯救信祂的人。該年年底,當百餘名台灣信徒穿上白色衣褲集結在德州的時候,一家洛杉磯的報紙竟然以為他們要仿效「天堂門」(Heaven's Gate)教派集體自殺。於是這個宗教團體馬上成為目光的焦點,甚至歐美各大報也刊出這個團體的動向。
陳恆明說有不少人根據一些天象來預言某年、某月、某日末日會來,結果都未實現。他引用聖經「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等經文來說明唯有天父上帝才知道末日的時間。
他說盧塞佛於一九一一年公佈原子物理學研究成果是導致末世的開始,而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有一位「人子」會誕生,他是「聖靈與火」的施洗者。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五五年止是末世的前期,總共四十四年;中期是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九九年止,亦是四十四年,末期是二000年始,至二0四三年止。亦是四十四年。這三期各是四十四年,就是台灣話諧音死死年,乃是提醒世人末世的到來(陳恆明 1996:193)。他並且宣稱古老讖緯所說的「大千收束二八年」的「二八」就是指「八十八(88)」,這八十八即是四乘以二十二,八八之時有一位「人子」會來這個大千世界擔任收圓(收網)救贖(陳恆明 1996:195-96)。
陳恆明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十八分帶著被他稱為耶穌基督及釋迦佛陀的兩位小朋友在迦蘭市舉行記者會時宣佈,上帝將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現在北美洲的電視第十八頻道上,因為台灣及其他國家已被宣告為「魔界」,除美國外,其他地方將無法收到上帝這項訊息。陳恆明說:「打開電視機,轉到第十八頻道,就會看到上帝播出他將降臨世界的廣告,那則廣告出自上帝之手」。三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上帝會以人的形象降臨迦蘭市瑞治戴爾路三五一三號的「聖地」。祂屆時要展現千百億化身、操持各種語言、隱身現身等神蹟,你可以看得到、摸得到,可以拍祂的肉體,也可以打祂。假定當時有一百萬人在場,上帝就會有一百萬個分身跟大家握手;任何人用任何母語與上帝交談,祂都可以用那種語言與他溝通。
陳恆明認為末世預兆已經全都顯露出來了,分如下九項:(一)關於核子武器的發明;(二)關於人(以色列)的復國;(三)關於假基督、假先知的出現;(四)民攻民、國攻國的現象;(五)多處避有飢荒、地震;(六)人性墮落、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七)不法的事增多;且愛心漸漸冷淡,更加自私;(八)傳播媒體的突破與迅速;(九)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1996:164)。因此他預言台灣將發生四十天大雨,治安環境會持續惡化,狂犬病會再度流行,並由於國家領導人與地方首長不當的作為,造成台灣遭到封鎖、面臨毀滅,成為人吃人的世界。接著台灣的三大核電廠將發生爆炸,島上大多數居民將因此死亡,一九九九年一月時,中國會對台灣進行軍事封鎖,二月時則會爆發韓戰,十月到十二月間更會爆發核戰,世界文明也將在那時宣告結束。
陳恆明還預言核子戰爭後,地球有五分之四的人將被消滅,但是住在西半球的人,尤其是美國,將免於遭受這場劫難,因為美洲是自古以來就是不會發生核戰的地方,而美國是受上帝保護之地。該年七月的時候上帝(耶穌基督)將要實現祂的諾言,在美國與祂的選民正式相聚,因為祂曾說:「閃電從東方發出,直照到西方,人子降臨也要這樣。」世代大災難發生之後,美洲而約有一億多人將成為上帝拯救的選民,他們將在上帝的飛行器(飛碟)中度過四十四年,然後在二○四三年以後,美洲將與地球分開飛往火星,形成另一個與地球一樣的地方,
陳恆明說現在這世界其實已經在作空間的重組,一九九八年六月以後,如果沒有上帝的允許,海外的飛機將飛不進來(指美國),美國的飛機也飛不出去。」他說如果天氣好的話,「迦蘭聖地」上空在晚間已經可以見到「無極飛碟星」愈來愈近的蹤影,表示飛碟已經開始駛來。陳恆明指稱自己手上那個鑲滿假鑽的戒指,是在上帝指示下在加州商店購得,但是它裡面隱藏有一個小飛碟。他說:「我們這些人現在在過簡單的生活,吃素、運動,都是在做調適工作,使我們到時侯能適合飛碟內的生活」(陳恆明 1996; 1997)。
他說這些預言都是上帝的啟示。他表示:「信我者是神佛,不信我者為惡魔」,因為他曾是耶穌基督之父,而耶穌基督這個主靈光體在兩千年前,即自願領父之命下來世上。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大批國際媒體記者與信徒守候在電視前,等待上帝在美國達拉斯地區的第十八頻道播出祂將降臨世界的廣告,不過經過一整天的期盼,上帝並沒有在電視上出現。身為預言者的陳恆明於是宣佈說,大家可以將他的預言當作「胡言亂語」,他並且告訴媒體「三十一日上帝現身」之預言已經毫無意義,所以大家「可以不要來了」,但是他還是會繼續追求真道。他強調,知道天國福音的人太少了,媒體對飛碟教會的追逐和注意,就是上帝「巧妙的安排」,為財力不足的教會做了免費的廣告。另外,陳恆明表示飛碟會的成員是自由自在的,去留將由他們自己決定,而在成員失業期間,他願供應他們的生活所需。
但是三月三十一日晚上十時(台灣時間一日凌晨零時)上帝未依照給該會的預言現身,陳恆明在迦蘭市向信徒和記者表示:「上帝其實已經降臨了,但是卻要有『靈魂良心』才看得見」、「你們每個人都是上帝」。他又說:「大家都是神,也都是人,如果拒絕接受自己是神的事實,也就不再是人」。四月間,有部份信徒準備要回到台灣,但是陳恆明仍然帶領一些信徒前往美加交界的五大湖區,繼續追求真道。


文獻回顧
有關新興教團與末世論的結合是重要的新宗教現象,相關的研究在國外已經有許多論文出現(參考 Robbins & Palmer 1997)。此次陳恆明帶領信徒到美國等待末世飛碟的事件,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做過評論,比如鄭志明以宗教對話的方向出發,認為陳恆明的宗教行為與基督教靈恩派有關係(1998: 41-60)。而瞿海源則指出臺灣社會在近幾年來確實相當不安,政爭連連而災害不斷,對大多數人而言會感到一種難以承受的壓力,於是有一小部份的民眾就會藉宗教或靈異的力量來減輕乃至減除這種壓力。飛碟會這一類的新興宗教所爭取的對象是知識份子,他們所講的道理都要有相當高的教育水平才能理解,也只有這樣的民眾才會對社會種種問題有深刻的感覺(1998)。
西方學者近年來對末世教派的研究,與瞿海源的焦點很相近,換句話說,他們也十分注意末世教團吸引知識份子的種種策略,他們並且把其中一種重要的策略稱為「千禧修辭法」(Millennial Rhetoric)或是「末啟修辭法」(Apocalyptic Rhetoric)。「末啟」(apocalyptic)本來是一個神學名詞,[3] 原本的意思純粹是指「啟示」(revelation),但是「末啟」與「啟示」最大的不同就是:「啟示」比較是指某某先知受到上天的感應,有所領悟,向世人傳達上天的旨意;而「末啟」則特別用來指稱造物主對這個世界的終極計畫,這個計畫往往透過被啟示的先知來讓世人瞭解某時某刻或發生某件事情的時候,這個世界將步入終極,以及那個時候的場景(Collins 1987; Gruenwald 1987; 宋光宇 1995:69)。例如基督教宣稱聖經包含了上帝的全部啟示,因此許多人努力地在其經文中尋求答案,企圖察覺造物主啟示的終極計畫,以便及早為世界末日作準備。
而「修辭法」這個詞本來純粹是個文學用語,柏拉圖說「修辭法」是向沒知識的人解釋真理的一個方法,亞里斯多德認為「修辭法」就是「說服的藝術」(the art of persuasion)(Brummett 1991:10),但是現代的學者則將它泛指為「使用象徵去掌控意義和影響群眾」(Brummett 1991:10)。學界中以修辭法作為進路來分析末世教派較具代表性的人物有巴理‧布魯蒙特(Barry Brummett)和史帝芬‧歐列瑞(Stephen O’ Leary)等人,歐列瑞主要的研究對象是著名的威廉‧米勒(William Miller)和哈爾‧林西(Hal Lindsey)。[4]
米勒的末世論曾風行於十九世紀中葉,從1831年開始他就在美東各州巡迴演講,說世界末日會在1843年發生,他沒有當時「復興論者」(revivalists)的激情,相反地,他運用邏輯與理性來說服聽眾。米勒和他的信眾認為聖經蘊含了上帝所有的啟示,並且相信「聖經無誤,句句金言」,[5] 米勒宣稱聖經中主要記載末世預言的但以理書和啟示錄充滿了「密碼」(codes),而他已經發現了「解碼」的公式!這個公式可以套在舊約的經文裡,來計算出基督降生的日期(O'Leary 1994: 117),因此這個解碼的公式也可以用來計算基督復臨(世界末日)的日期,根據這個公式,公元1843/44年世界末日就要來臨。
當時約有五萬人成為他的信徒,而更有百萬以上的閱聽人(audience)期待他所預測的那天會有事件發生(O'Leary 1994: 104),可是大家在那天卻沒有等到基督復臨。後來的人把他這種用數字公式來預測世界末日的方法稱做「歷史天定論」(historicism)。
「歷史天定論」後來被「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m)所取代。時代論者是根據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這段經文做神學基礎,所以認為世界末日雖然無法用公式計算,但是當有某些特定的徵兆(signs)出現的時代,就可以馬上知道末日要到了。1970年時代論者哈爾‧林西出版了《地球末年》(The Last Great Planet Earth)一書,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有人估計這書暢銷一千萬本以上(Brummett 1991:3),但也有人說賣了一千五百萬本 (Schwartz 1987)。[6]
林西說如果詳細考察聖經,就會發現:「以色列復國、核彈的發明與歐盟的建立是預言的實現,也就是末世的徵兆」(參考 O'Leary 1994)。他並且指出目前的政治、社會以及生態敗壞的狀況,更可以確定我們正處於末世,因此唯有做個重生的基督徒,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林西的說法一出來馬上就得到自稱「道德多數」(moral majority)的「基督教新右派」 (New Christian Right)的熱烈迴響(O'Leary 1994),甚至到現在仍有許多人相信這種「時代論」的說法。歐列瑞把米勒和林西這種運用經文來說服群眾的策略稱為「千禧修辭法」(Millennial Rhetoric)。
布魯蒙特(Barry Brummett)的研究進路與歐列瑞稍有不同,[7] 他主要檢驗「前千禧年論」(pre-millennialism)與「後千禧年論」(post-millennialism)的修辭策略。「後千禧年論」認為歷史的進化過程是不可逆的(Brummett 1991:65),他們相信「科學」與「科技」會帶來世界的進化,普世宣教之後千禧年就會實現,屆時基督就會復臨。持這個觀點的以自由派新教徒較多。相反地,前千禧年論者認為基督會在千禧年來臨之前復臨,這些人認為基督復臨之前的世界(也就是我們當今所處的這個世界)充滿了失序與混亂,[8] 必須要等到基督的終極救贖,人類才能享受到千年王國的喜悅。持「時代論」與「前千禧年論」者多屬基督教右派。[9]
布魯蒙特指出,現代末啟修辭者(Contemporary apocalyptic rhetors)自認被上帝賦予選民的任務,得到了特殊的解讀經文技術,負責教導解讀原始的、基礎的末啟經文,以及如何把這些基礎的經文(grounding texts)運用在當前的時局上(Brummett 1991:16)。他們使用一種「特殊的修辭技術」,給感到秩序失落、環境惡劣的人提供了一個解釋(Brummett 1991:37),這個來自神聖啟示的解釋告訴民眾說時局雖然看起來很令人驚慌失措,但這卻是既定的歷史大方案的一個必經的現象,現在這個現象其實是照著既定的歷史方案在發展,這個方案的最終目的馬上就要被實現(Brummett 1991:9-10)。因此這種特殊的修辭法提供了一個「解釋」把「令人驚慌失措的時局」與「既定歷史發展方案」連結起來(Brummett 1991:15),使處於亂世的人能夠得到力量,並知道如何準備面對世界末日。布魯蒙特並認為現代的末啟論者和以前的先知或最初的末啟經文作者不同,他們自認得到了特殊的解讀經文技術而不是在記載或宣講神喻。布魯蒙特把這種解讀原始的末啟經文的方法叫做「末啟修辭法」。
布魯蒙特與歐列瑞對於修辭法運用的分析的確對於研究末世教派有很大的幫助。可惜的是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僅限於基督教這種抱持「線性時間觀」(linear time)的宗教(Brummett 1991:118),將無法圓滿解釋擁有「循環時間觀」(cyclical time)的宗教。[10] 還有,基督宗教的神觀是「全然祂者」(the wholly other),使得他們的「修辭論者」(rhetors)自認只是得到了特殊的解讀經文技術的人,而不是記載或宣講神喻的人,這將無法理解像陳恆明這種把自己當成上帝的人。另外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是一個「經文宗教傳統」(textual religious tradition),它的一切信仰都是以聖經的經文為準則,因此這兩位學者的分析結果無法涵蓋「讖緯」這類的「口頭宗教傳統」(oral religious traditions)。
但是如果以布魯蒙特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重新架構一個分析模式(如附圖),就可以解釋像「飛碟會」這種與基督教很不相同的末世論。首先,我將「末啟基礎文本」(grounding texts of apocalyptic)定義為包括「經文傳統」(例如聖經)和「口語傳統」(例如讖緯)的廣義文本;這個文本包含了許多的「密碼」,需要被一些擁有特殊修辭技術(包括前千禧年論、歷史天定論、時代論等等)的人「解碼」,以用來與「當前狀況」(current circumstances)做「連結」,這就是所謂的「末啟修辭法」。這個擁有特殊修辭技術的人可能自稱是神的工具,也可能認為自己本身就是神。被末啟修辭法所影響的人就會採取一些行動,準備面對世界末日,我把這些採取的行動稱為「末世動員」(eschatological mobilisation) 。如此重新架構的模式,就能更進一步分析飛碟會以及其它(口語傳統、人神同性、循環時間)末世觀。


陳恆明與基督教末世論
根據以上的文獻回顧,陳恆明認為台灣及其他國家已被宣告為魔界,台灣將遭到封鎖、面臨毀滅,成為人吃人的世界,世界文明也將在核戰爆發時宣告結束,屆時上帝(或耶穌基督)將在美國現身與世人見面,與祂的選民正式相聚。這種將世界視為充滿了失序與混亂的末世觀是很顯然的「前千禧年論」。而當他在預測世界末日的時間表時,好像發現了「解碼」的公式,可以用來計算出「聖靈與火的施洗者」降生的日期是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亦可以用來解讀「三期末劫」就是前期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五五年止共四十四年、中期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九九年止亦是四十四年、末期二000年始,至二0四三年止又是四十四年。這個公式更可以算出「大千收束二八年」的真正意義就是指「八十八(88)」,這八十八即是四乘以二十二,八八之時有一位「人子」會來收圓。由此可見這個方法是「歷史天定論」。但是,陳恆明亦用國家領導人與首長的不當作為、核彈發明、以色列復國、假先知出現、多處飢荒、傳播迅速和普世宣教來作為末世的徵兆,這卻是典型的「時代論」方法。
然而不論是「時代論」、「前千禧年論」、或是「歷史天定論」等特殊的修辭技術,這都是基督教預測世界末日的傳統方法,[11] 而且他使用的「基礎經文」也多是來自於基督教聖經。其實,大家一看就知道飛碟會的末世思想受基督教的影響很深,比如說陳恆明所創立的組織常常喜歡叫做:「上帝拯救 … 」、「上帝救贖 … 」,或者乾脆取名為:「真道教會」。他每次要發表預言的時候,總是會說:「這些都是上帝啟示的 … 」,或說:「我一再向上帝求證 … 」。除此之外,他的預言內容常常會提到「人子」、「上帝」、「選民」、「聖靈與火」、「拯救」、「施洗者」、「末世」等等基督教的用語(陳恆明1996; 1997)。
值得一提的是,飛碟會「末世觀」有許多是建構在聖經的「終末論」上,比如說,他引用新約《馬太福音》二十四章「閃電從東方發出,直照到西方,人子降臨也要這樣」來形容他所瞭解的末世景象。他認為臺灣「將發生四十天大雨」,我猜測這毀滅性的大雨的預言很可能是根據聖經《創世記》第六章和第七章中挪亞方舟的故事,因為上帝看到人性敗壞,於是降了四十天大雨,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另外,陳恆明這次在飛碟會事件中所使用的「末世觀」模式(廣告/化身/災難/毀滅/現身/揀選/被提/重組)也與基督教的「末世論」的模式(預言/災難/毀滅/復臨/揀選/被提/復和)十分類似。
另外,我認為陳恆明預測公元2000年世界末日會到來也與基督教十分相關。有些基督徒認為主後2000年左右將是人類歷史的盡頭,因為聖經記載耶穌基督在被釘十字架之前,就一直告訴門徒,人子死亡兩天後,會在第三天復活,而第三天一到,耶穌真的復活並且在不久後昇天,完成新約聖經宣稱最大的神蹟。而彼得後書第三章第八節說:「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因此耶穌死亡的這兩天就是預表主後這兩千年,所以既然耶穌在第三天一大早復活,那麼主後兩千年一過,也就是人類歷史正要邁向第三個「千年」(millennium)的時候,耶穌基督就會復臨,末日審判就要到來。這樣的時間觀就是把前面兩個單位(the first two units)當成是「死亡」;把第三個單位(the third unit)當成是「復活」,我把這種以復活事件(二加一)為基礎文本(grounding texts)來預測末世的「末啟修辭法」稱為「二加一的時間觀」。
末世教派基督徒還有一種預測公元2000年為世界末日的「公式」,但是這個公式的基礎經文主要是聖經的創造論。因為聖經記載上帝用六天創造這個世界,第七天休息,所以傳統上基督徒一星期工作六天以後,就應該要休息一天,我把這樣的時間觀稱為「六加一的時間觀」。大家知道中華民族號稱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兩河流域和埃及文明又比中華民族更久,所以算來當今這個世界的文明應該有五千多年了。既然千禧年是一千年,而工作六天要休息一天,那麼世人在這個世界的勞苦應該最多也是六千年才符合「六加一的時間觀」。所以這些末世教派認為人類的文明史已有五千多年了,這個世紀末的時候,也就是六千年的時候,歷史就要到達盡頭,基督就要復臨,並且帶來千禧年,這時就是世界末日了(參考 黃彼得 1988:69; 144)。這樣的時間觀就是把前面六個單位(the first six units)當成是「勞苦」;把第七個單位(the seventh unit)當成是「安息」。


世紀末的末世預言
的確每到世紀末,就有許多人會感到末世的壓力,而「二加一的時間觀」和「六加一的時間觀」更為公元2000年的世紀末加溫,使得越來越多駭人聽聞的末世主張出現。一九七八年,有九百一十四名「人民廟堂」末世教派的信徒在教主瓊斯的帶領下集體自殺。一九九三年「大衛教派」(Branch Davidians)八十二名教徒在離德州嘉倫市不遠的瓦科市(Waco)與美國當局僵持五十一天之後,以大火集體殉道。九四年「太陽殿堂」(Order of the Solar Temple)五十多名教徒,也在末世論的影響之下,集體自殺。九七年加州「天國之門」(Heaven's Gate)教派的四十名信徒因相信世界末日馬上要來到,於是提早自盡,期待飛碟接引他們前往更高的靈界。
九八年一月中旬,十九名自稱是「世界末日教派」的信徒,在西班牙所屬的加納利群島,企圖進行他們第二度的集體自殺行動,所幸事前經人舉發並未釀成悲劇。這些多半來自德國的教徒表示,他們是追隨一名德國籍領導人的指示,相信在1998年的一月十三日世界末日即將降臨。為了躲避來自上帝的審判,他們乃計畫集體結束此生的生命,以與上帝在天上會面(劉美秀 1998)。
在韓國,當一次大聚會的時候,一些牧師宣稱聽到了上帝的指示說:「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帝將再度派遣耶穌基督降臨人間」。眾人聽到這上帝的福音之後,一心期盼著這一天耶穌的再臨,結果基督還是沒有降臨。一九九五年又有很多韓國人得到「啟示」,說世界末日會在今年復活節四月十六日的凌晨兩點至三點之間到來。漢城的基督教復臨教派的一位牧師,引述聖經及其他古老經典的說法表示,這個世界一定會毀滅,而他與他的信徒們則會在上帝設定的時間,靈魂與肉體一併上昇到天堂而得救。結果四月十六日過去了,基督又沒有復臨(禪門法語新知1997)。
回頭看臺灣的例子。一九九五年四月間台南縣白河鎮三官寶殿的主神「三官大帝」預言,從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六時起半個月內,白河將發生震災,許多鎮民知道之後,紛紛搶購民生用品,在住家附近或一些廟宇搭設了近三十頂帳蓬,以便長期避災,有的還出國旅遊避難。隨著預測日期的逼近,人們無心工作,紛紛請假,有些機關公司不得不暫停運作。[12] 不過事後證實這地震預言只是一場虛驚。
在「一九九五閏八月」預言流行的期間,許多臺灣人紛紛移民國外以躲避預期的台海戰爭。六月間,四十八名一貫道某分支的道親由於聽從神佛指示,[13] 說阿根廷是避開「閏八月」災難的淨土。因此他們集體前往,不過由於回程機票沒有訂位,身上又帶了大包小包的行李,申報的金錢數量也不誠實,於是移民官懷疑他們有非法居留的意圖,拒絕他們入境而產生了糾紛。同一年,北部則傳出某神廟的預言說三月底將有大災難,要人們於三月十一日當天吃麵線來化解危機。中部地區神廟則預言地震快來臨,必須採取各種避災方法,有的要人穿紅衣服,有的要人在家門上插下芙蓉等避邪植物,有的要人設案祭拜天公等,以各種儀式企圖在災難中求保平安(參考鄭志明1995:65)。
在中壢有個教派的主神老母娘(無極老母)曾經指示,時值三期末劫,末日大災難馬上要來臨,到時候可能會有核戰,將造成大量死傷,所有的水源都會受到污染,只有佛堂裏供老母娘的淨水能夠拯救存活下來的人。於是在佛堂地下室,道親們便準備了幾個木製的大酒桶,並將每天供奉老母娘所換下來的淨水,全部都倒在酒桶裏儲存,以備將來浩劫之用(禪門法語新知1997)。


陳恆明與末劫明王
從以上分析的「時代論」、「前千禧年論」、「歷史天定論」、「二加一的時間觀」、「六加一的時間觀」等修辭技術、以至於陳恆明為了說明末世景象所使用的詞彙與引用的基礎經文看來,「飛碟會」的確跟基督教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是飛碟會的「末世觀」絕對不是單純受到基督教的「終末論」影響而已,因為無論是那個教派的基督徒,即使是相信2000年是世界末日,千禧年就要伴隨基督的復臨而到來,也不會說在兩千五百年前,他(她)曾是耶穌基督之父;也不會認為信徒中有人就是耶穌基督及釋迦佛陀,而且經過在德州迦蘭市記者會現場的記者查證,飛碟會所宣稱上帝會以人的形象降臨的聖地「瑞治戴爾路三五一三號」竟然就是陳恆明的家,而上帝的肉體要化身的竟然也就是陳恆明本人!
另外,在一張為了宣傳陳恆明撰寫的宗教書籍所印製的海報上,繪有類似耶穌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圖像,但臉部卻是空白並寫著「主」字,令人無法猜透那位救世主到底是誰。還有在飛碟會新竹北埔道場的正殿中央擺設著一張雕有龍身的「大龍椅」,左右兩邊也各有六張的「小龍椅」,實在難以想像那座龍椅是誰坐的。而且大家看到陳恆明不斷強調:「信我者是神佛,不信我者為惡魔」!那麼我不禁要問:「飛碟會這種強烈暗示陳恆明就是上帝的觀念,到底是從何而來?」查閱許多宗教著作之後,我認為他的思想應與中國歷史的「末劫明王」十分相關。
中國幾千年來,除了一些短暫的太平盛世以外,其餘都是處於天災人禍、民不聊生的狀況。每當亂象發生的時候,各種末劫的預言就在民間普遍傳頌。古籍《左傳》裡記載了各式各樣災異的預言傳說,嘗試對掌管國運的人提出警告。有一部在民間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經讖寶卷《轉天圖經》的內容一再強調末劫的來臨,[14] 有所謂「末劫子丑年,白骨壓荒田」、「子丑之年人吃糠」、「子丑之年,百姓橫罹災」、「子丑之年天無光」等詩句。子丑年就是末劫年,世界橫遭殃禍,首先遭受天災,接著妖魔競起,諸惡鬼神,施放毒氣,於是瘟疫四起,干戈相侵,人相食,骸骨滿地,但是等到寅卯年「明王出世」的時候,太平盛世便會到來(莊吉發1995:62;柯毓賢 1996:198)。
其實「子丑末劫」和「寅卯明王」的觀念不難理解,「子丑」就是午夜最黑暗的時刻,以此來象徵世代的黑暗。而「寅卯」是旭日東昇、大放光芒的時辰,以此來斷定光明的到來,而「明王」就是帶來光明與希望的拯救者。《轉天圖經》認為唯有上下臣民,富貴貧賤都能敬信五公菩薩和靈符經文,必能度過末劫子丑年,等待「明王」帶來太平(莊吉發1995:62)。除此之外,民間還有許多神明顯靈來渡過末劫的方法,這些方法就是所謂的「度脫」(李豐楙 1997:15)。例如「卯劫觀音」會示現信徒靈藥或者再配合某些解厄的儀式,來獲得觀音的護持,度過劫運。在台灣,因為媽祖的神性與觀音菩薩頗為接近,有些神廟也以媽祖來代替卯劫觀音,示現靈藥來救劫化災(鄭志明1995:67)。
一些傳統的民間秘密教派在宣傳劫變的思想時,多把歷史分成三個階段,以青陽、紅陽、白陽分別代表過去、現在、和未來,這就是所謂的「三期末劫」(Schwartz 1987)。民間教派一貫道的點傳師在為信徒點傳的時候,會頌讀:「大千收束二八年, … 今時已至末劫年」(黃國華1995:233)。大家知道「大千」就是「大千世界」;「收束」就是「收場」或「結束」;而「二八」是世界結束的神秘數字,所以一貫道以及其它的一些繼承「三期末劫」思想的民間教派認為:「現在是末劫年,世界就要在二八的時候結束了」。這個「點傳詞」主要用以告誡信徒末世將臨,世人應當持齋修行,等待「明王出世」來救度眾生,返回真空家鄉(柯毓賢 1994:101)。
陳恆明同意三期末劫與大千收束的末世觀,但是他批評一貫道「不知如何界定時間表與大千收束的意義」,他主張「二八」的意思就是指「八十八(88)」,這八十八即是四乘以二十二,八八之時有一位「人子」會來這個世界「收場」(陳恆明 1996:195-96)。
知道民間教派的「三期末劫」和「末劫明王」思想後,大家終於可以瞭解陳恆明末世論的真正意思。他把「末世」分成「前、中、後」三個時期原來是暗指「三期末劫」。1911年至1955年相隔44年,而1955年到1999年也是相隔44年,44加44等於88,就是他認為的二八,所以飛碟會預言的1999年世界末日原來有受到民間秘密教派「大千收束二八年」的數字推算的影響。他認定在1955年4月22日有一位「人子」誕生,來收束大千世界,在他的一本著作的作者簡介上,我發現他生於1955年,[15] 而且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陳恆明生於「民國四十四年四月廿二日」。因此我推測他所說的那位在「1955年4月22日誕生」的「人子」應該是暗指他自己。而且4月22日這個日期中有4也有22,難怪陳恆明會認為「二八」就是兩個「八」,就是88,並且就是4乘22的積數。
如此看來,陳恆明所說的要在「末劫」時來「收場」的「明王」就是指他本身了。因為他本身自認為是明王,所以才會表示:「信我者是神佛,不信我者為惡魔!」,也才會宣稱他「在兩千五百年前曾是耶穌基督之父」!因為他自稱是「基督之父」,所以當他在作末世預言時,才會引用聖經:「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日期,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獨父知道」。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認為陳恆明因為暗指自己是那旭日東昇、大放光芒的「寅卯明王」,所以他才會認為耶穌基督是個主靈光體,在兩千年前領命下來;也因此他所成立團體叫「 … 靈魂光研究會」。而當他帶領信徒到美國避難的時候,才會宣稱:「閃電從東方發出,直照到西方,人子降臨也要這樣」。總之,他寫的書、說的預言、成立的組織、甚至於引用基督教的聖經,都乃是為了要確立他就是「末劫明王」。


飛碟會的度脫法門
既然陳恆明認為這是一個無可救藥的世界,而且又暗指自己是那「末劫明王」,那麼按照這個宗教傳統,他應該出示他的「種民」一套完善的「度脫」法門,用來逃避這個「末劫」。果不其然,陳恆明的度脫法門 ── 「轉經、行齋」以等待「法船、孤舟」── 真的是源自於這個古老的宗教傳統(參考 李豐楙 1997:21)。根據許多媒體的報導,陳恆明在嘉南醫藥學院教書的時候,就常常在上課時鼓勵他的學生聽經;無論是在台灣或是美國,他也教導他的信徒要時常聽經,我推測這就是他的「轉經」法門。再者,大家看到飛碟會是力行「齋食」的團體,有一位該會的成員告訴德州迦蘭市的鄰居說他們在割草以前都會禱告,祈求青草原諒;另外據說他們在煮蔬菜、切番茄的時候也要祈禱,請求蔬菜和番茄諒解,我認為這就是飛碟會的「行齋」法門。至於陳恆明出示的「法船、孤舟」是什麼呢?原來就是他們千里迢迢到美國等待的「飛碟」。
1947年飛行員阿諾得(Kenneth Arnold)宣稱再飛行途中看到飛碟,此事經過媒體大幅報導後,現代幽浮運動於是開始(Ellwood 1995)。最初的時候幽浮運動只是一種閱聽教團(audience cult),社會娛樂(social entertainment)的成分大於生命交付(life commitment)。到了80和90年代,開始出現有基督教背景的人認為幽浮是類似天使的靈界引導(Ellwood 1995),此時(一九九○年)美國蓋洛普民調顯示,百分之五十四的受訪者相信有些幽浮確實是來自宇宙其他文明的太空交通工具(郭秀娟 1998)。
在這段期間也開始出現幽浮教派,其中以後來集體自殺的天堂門(Heaven’s Gate)最著名。同時在土耳其也有個幽浮教派,這個名為「世界結合會」的教派預言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世界末日,屆時地球上的一切都將毀滅,人類必須進入另一種不同的境界生存,而死亡是進入新世界的唯一直接途徑。所謂「死亡」只是開創另一種不同境界的一扇門而已。「結合會」信徒接受訪問時指出,該會信徒都有接受集體自殺的意願。世界末日來臨時,上帝會降臨世間,並派遣「飛碟」接運信徒升天。據表示,目前正式入會成員已超過五百人,支持者則超過一萬人(郭傳信 1998)。
一般來說,幽浮信徒相信進化論,相信人類早晚會遷移到令一個星球,繼續進化(Ellwood 1995),並且認為只有少數被揀選的人具有與幽浮溝通的能力,所以信眾都應該聽從這些溝通者(contactees)的教導(Ellwood 1995)。這些信眾以中產階級為骨幹 (Schwartz 1987)。
在1996年以前,沒有任何資料顯示陳恆明提到上帝派遣末世飛碟的事,他只說他會翻閱一些有關幽浮的資料,並且認為大部份是與地球外靈運作有關,有些是人類想像力與誇大,有些是外星人的造訪地球。但是他說如果強將上帝視為外星人,那上帝的層次未免太低了(陳恆明 1996:92-93)。他又說外星人仍然是從其他物質星球過來,他們固然科技進步,但仍然是需要物質進化。他相信或許他們當中有的修到所謂「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境界,並且接獲上蒼指示,到宇宙各星球探訪,為一些智慧未開的生命,進行指導幫助,但上帝與外星人是不能混為一談(陳恆明 1996:92)。他又說天魔王(恐怖大王)必定出現與降臨,大災難必定來臨。他強調:
這是我們人類共業的結果,大災難是否會造成全體的毀滅?如何將災難減低到最輕的程度,則必須靠大家的共同努力,共同發揮大良心,成為上帝的選民,為了選民,上帝一定會減少大災難的時間。所以如何要求各國掌權政要,擁有核子武器者,不受天魔王掌控,去按下那核子按鈕是非常重要(陳恆明 1996:287-88)

這樣的口氣好像暗示地球不儘然會完全毀滅,但是到了1997年,陳恆明等人到了美國,「飛碟救贖」的思想正式浮上檯面,並且在那裡出了一本書,書名就叫《上帝駕雲(飛碟)降臨地球拯救》。[16] 大家知道聖經有許多記載上帝在末世的時候駕雲降臨的情境,真的好像是搭乘「飛碟」而來的樣子。比如啟示錄第一章第7節說:「看那!他駕雲降臨。眾目要看見他,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他哀哭」;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64節記載耶穌說︰「 … 我告訴你們,後來你們要看人子,坐在那權能者的右邊,駕著天上的雲降臨」;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30節說:「那時,人子的兆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著天上的雲降臨」;啟示錄第十四章14節說:「我又觀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一位好像人子,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裡拿著快鐮刀」。因此,有些「飛碟教派」認定如果天上的「雲」能夠像「車輦」一樣讓人子(或上帝)駕駛來到世間的話,那麼這看起來像「雲」一般的飛行器大概就是「飛碟」了,而傳統民間教派的人也很容易會相信這就是所謂在末劫時用來度脫的「法船」。[17]


陳恆明的末啟修辭法
分析「飛碟會」的思想,真的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幽浮教派很類似,這些能夠自費到美國等飛碟的人可能要中產階級才負擔得起。陳恆明多次宣稱他能和上帝直接溝通,又說他手上那假鑽戒裡面隱藏有一個小飛碟,所以他是個十足的溝通者(contactee)。而他又說外星人仍然是從其他物質星球過來,他們仍需進化,而飛碟將接人類飛往火星,形成另一個與地球一樣的地方,這也是幽浮教派基於「進化論」的典型末世信仰。
從陳恆明把「駕雲」解釋成「駕飛碟」的例子上,再次得到證明,陳恆明雖然不是基督教的信徒,但是他的末世論正如前面的分析,深受基督教末世論和傳統民間教派的影響。[18] 但是我認為陳恆明能夠動員他的群眾到美國去等待「末世飛碟」的關鍵乃是因為他對「三期末劫」與「大千收束二八年」這些充滿「密碼」的讖緯的「解碼技術」。以「末啟修辭法」來說,他的「基礎文本」是傳統民間教派的讖緯;[19] 他所訴諸於群眾的「當前狀況」是國家領導人與首長的不當作為、核彈發明、兩岸的緊張關係、宗教亂象等等。對「未入門的人」(the uninitiated)來說這個「當前狀況」與「末啟基礎文本」並沒有什麼關連,但是對於「少數被揀選的人」(the chosen few)來說,擁有「特殊技術」的陳恆明已經把密碼解開,使他們得以明白這些「當前狀況」正是文本裡所預言的末世徵兆。
但是陳恆明之所以要用修辭法把「傳統讖緯」和「當前狀況」連結起來主要的目的乃是要確立他就是「末劫明王」。讖緯流傳著「大千收束二八年」的預言,陳恆明就用修辭技術來解碼,說這個「二八」就是指「人子」誕生那一天,更是指核子大戰即將發生的年份(民國八十八年、公元1999年),到時候「人子」(上帝)會來這個大千世界擔任「收束」的末世任務,駕著「法船」帶領選民前往火星。
讖緯流傳著「三期末劫」的預言,陳恆明就說「末世」應該分成「前、中、後」三個時期,前期、中期、和末期都是四十四年。[20] 這個修辭技術剛好可以把盧塞佛於一九一一年公佈原子物理學研究成果和誕生於一九五五年的這位「人子」等「當前狀況」連結起來。藉著對讖緯解碼的「末啟修辭法」,這位與「一九五五」、「四」、和「二十二」等數字直接相關的陳恆明的「末劫明王」地位得以確立,因此能夠動員他的群眾變賣台灣的財產,到美國德州等待末世飛碟,這就是我所稱的「末世動員」(eschatological mobilisation)。
歷史上還有許多人運用「末啟修辭法」來確立他們的天命,在中國魏晉南北朝的時候,時局十分混亂,大眾相信「太上李老君」會化身成一位名叫「李弘」的人來到世間,他就是讖緯預言的那位末世拯救者,會為大家帶來太平。因此當時有幾位起兵反亂者均以「李弘」自居,可惜都沒有起事成功。一直到李淵(唐高祖)起兵的時候,終於說服民眾說「弘」其實是指「洪」,而「洪」其實就是「淵」,因為這兩個字都從「水」。因此「弘」其實就是指「淵」,所以「李弘」就是指「李淵」,最後李淵的天命終於得以確立(Shek 1987; 李豐楙 1997: 6)。
以末啟修辭法來說,李淵用的「基礎文本」是當時認定太上李老君會化身成李弘的讖緯;「當前狀況」是魏晉南北朝的混亂時局;而李淵的修辭法就是「弘」等於「洪」,又等於「淵」。這個「末啟修辭法」影響下的「末世動員」就是眾人相信李淵的新天命,加入義軍建立新朝代。[21]
在元朝末年的時候,朱元彰也巧妙地運用神祕的讖緯「推背圖」第十象的預言「盪盪中原,莫禦八牛」這段話作為「末啟基礎文本」,來解釋說他自己才是那位銜有新天命的救世主。因為「八」和「牛」這兩個字合起來寫就是「朱」,所以那位姓「朱」的起兵者必定能所向無敵地平復動盪的中原(參考莊吉發1995: 62)。[22] 但是這種為了確立「天命」而宣傳的「修辭法」與陳恆明的手法很不相同,因為它必須簡單扼要才能吸引廣大的群眾加入革命。


結論
如果問:「台灣亂不亂?」大部份的人會回答:「亂!」但是如果問:「是不是亂到馬上要毀滅的地步?」我想答案就見仁見智了,因為處於亂世的人也不見得會產生末世的思潮。然而無論答案多麼分歧,總是會有一些人(尤其是知識份子)認為台灣已經亂到將要毀滅的地步。例如前經濟部長趙耀東在前不久就指出台灣:「… 倫理道德退化,不但社會亂,政治更亂、更爛,種種君不君、臣不臣、子不子的怪現象,反映出台灣正走向滅亡的時代,同時也是可怕的時代、黑暗的時代 …」(曹敏吉 1998)。[23] 當權的人都這樣認定了,難怪台灣社會會有末世的恐慌,也難怪陳恆明會在美國開記者會向全世界的媒體宣佈台灣馬上要面臨毀滅,成為人吃人的世界。[24]
大毀滅的氛圍一產生,末世的預言也一個接一個浮現,擁有特殊修辭能力的人就會在各種文本中找線索,希望當成「末啟基礎文本」來告訴民眾說時局雖然看起來很令人驚慌失措,但是這現象其實是照著既定的歷史方案在發展。例如「六加一的時間觀」乃是要告訴民眾這個世界雖然經歷六個單位的「勞苦」,然而第七個單位一到,人們就得以享「安息」;「二加一的時間觀」乃是告訴民眾這個世界雖然經歷二個單位的「死亡」,然而第三個單位一來到,大家必能「復活」;而讖緯「子丑末劫」和「寅卯明王」的觀念也是一樣,雖然民眾正處於黑暗的「子丑」,但是等到「寅卯」時刻,光明必定來到。這個「勞苦盡‧安息來」、「死亡盡‧復活來」、和「黑暗盡‧光明來」的共通法則,的確給處於亂世的人帶來甜美的盼望。
雖然帶著甜美的盼望,但是末世的預言總是驚世駭俗的,加上末世教派一個接一個集體自殺,使得「飛碟會」的動向成為矚目的焦點,西方幾個著名的新宗教研究中心都投入心力研究這個來自台灣的新宗教組織。然而這些僅從飛碟會的文宣品和其成員的發言資料著手的研究並不能掌握這個教團的本質。[25] 但是,從分析「末啟修辭法」著手,就能看出飛碟會表面上雖然引用許多基督教的末世論,但其最核心的「基礎文本」卻是傳統的讖緯。而且陳恆明與前面所討論的基督教世界所產生的「修辭者」最大的不同是,他們大多自認是得到了特殊的解讀末啟經文技術的人而已,但陳恆明所運用的修辭技術卻乃是為了要確立他自己就是讖緯「三期末劫」與「大千收束二八年」所預言的「末劫明王」。
「明王思想」曾經影響了唐宣宗中大十三年( 859 AD)在浙東台州起事的裘甫;三十六年後的浙東越州義勝軍節度使董昌;南宋時浙東明州的王法恩 (1141 AD);廣西的李接 (1167AD);元代的韓山童;白蓮教「小明王」韓林兒;「明太祖」朱元璋;明代「東海小明王」王直;清代「光明」「鎮海威武王」蔡牽(柯毓賢1990; 1994; 1996)。甚至在海外影響了越南的教亂(1843)、日本的教亂(1892)、以及緬甸的教亂(1930-32)(Schwartz 1987)。令人意外的是它也影響了二十世紀末的台灣飛碟會。[26]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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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名稱: 加利利基督徒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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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末啟修辭法

[1] 本文是由中央研究院瞿海源教授所主持「新興宗教現象及相關問題研究計劃」的計劃研究成果之一。感謝各子計畫主持人對本論文初稿的指正,也感謝宋文里教授惠賜寶貴的評論。
[2] 當然陳恆明並不是一開始傳教的時候就宣稱他能預測世界末日的時間表,而是以治療「靈山症」、「開天眼」、和「消災解厄」來凝聚信眾,建立他的宗教基礎。,但是這些法術並不足以說服信徒相信他的末世論,並且即刻動員他們變賣產業到美國等飛碟。
[3] 聖經中強調末啟的經文共有三卷── 以西結書、但以理書和啟示錄,這三卷書有一個共同的特色,即是充滿了隱喻與數字(Schwartz 1987),這三卷書的背景也很類似,即都在受迫害的情況下寫的。以西結書是在被擄巴比倫的情況下寫的;但以理書是在敘利亞的壓迫下寫的;啟示錄是在羅馬人的統治下寫的(陳嘉式 1998)。
[4] 歐列瑞現任南加大傳播系助教授。
[5] 研究基督教的學者把這種信仰稱為「聖經無誤論」(Biblical Inerrancy )。
[6] 林西後來又出版了一本叫《八0年代:大決戰倒數計時》(The 1980s: Countdown to Armageddon)的書,也成為全美暢銷書。
[7] 布魯蒙特曾任教於普度大學,現為威斯康辛大學傳播系教授。
[8] 或者認為社會已經敗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宋光宇 1995:69)。
[9] 比如說著名的達拉斯神學院就是這種論點的大本營之一,該學院在學生報名時與畢業前,都要簽署信仰告白,表明一生忠於「時代論」與「前千禧年論」的教義(黃彼得 1988:197)。
[10] 比如說一貫道也相信「歷史天定論」,也有強烈的末世觀,但是他們的時間觀卻是循環的。其實無論是抱持直線或循環的時間觀的宗教,都會有強烈的末世觀(Schwartz 1987; Wessinger 1997)。
[11] 基督教神學對於末世的理論比本文介紹的要複雜的多,在千禧年論中,可分為:歷史的千禧年前派,時代主義的千禧年前派,千禧年後派,無千禧年派。關於教會與災難的關係,分為:災前被提,災中被提,災後被提。被提又分:得勝者才被提,不得勝者要經過災難後才被提。關於末日預兆,分為:普世性的,俗世性的,教會性的或宗教性的預兆,以色列民族的預兆(黃彼得 1988:50)。但這卻不是本文分析的重點。
[12] 當時政府對此一問題頗為頭痛,找到了<氣象法>第二十九條的法律依據,強調擅自發布各類氣象預報者,負責人將被處以五萬元以下的罰鍰。
[13] 這個分支並沒有得到大多數一貫道信徒的認同。
[14] 根據柯毓賢(1990; 1994; 1996)的歷史考據,《轉天圖經》乃唐宣宗中大十三年( 859 AD) 裘甫在浙東台州起事時,屬下巫覡之士所製作以供流傳唱誦的一部革命文宣。
[15] 這本名為《中華民國政治符號之研究》(1986,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是根據他的政治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 陳水逢教授指導)修改而成的。
[16] 感謝陳杏枝教授提供這本書以及許多寶貴的意見。
[17] 其它有關上帝駕雲的聖經記載,請參考出埃及記第三十三章9節、利未記第十六章2節、民數記第十四章14節、申命記第三十一章15節、尼希米記第九章12節、馬可福音第九章7節、馬可福音第十四章62節、啟示錄第十一章12節等。
[18] 當然陳恆明並不認為這是他自己想像或是受任何宗教傳統的影響,而是上帝透過陳恆明的肉身講的,這也是他不斷強調的重點(陳恆明 1997)。
[19] 「讖」指有預言作用之歌謠而言;「緯」則是指所謂「緯書」。
[20] 其實民間教派多把「三期末劫」分為「青陽劫期」(起於伏羲氏的時候,到商太丁,即周王季的時候止,共一千八百八十六年)、「紅陽劫期」(起於商帝乙,即周王季的時候,到民國止,共三千一百一十四年)、和「白陽劫期」(起於中華民國時代,到將來的一萬零八百年止)。有關民間教派以「民國」為「白陽劫期」分界的原因,請參考邱炫元(1998)的分析。
[21] 傳統中國的末劫觀念與基督教世界的「末世論」(eschatology)有些不同,雖然也會有「白骨壓荒田」、「人吃糠」、「橫罹災」、和「天無光」等現象,但是等到銜有新天命的人出現的時候,太平盛世便會到來。
[22] 所以他的「當前狀況」就是當時動盪的中原;而他的「修辭法」就是:「八」和「牛」合起來就是「朱」。
[23] 前行政院長俞國華卸任的時候,他的夫人董梅貞馬上說台灣是個可怕的地方,他們絕對不要將孩子留在這裡。
[24] 瞿海源教授在美國時代雜誌評論這次「飛碟會」事件時,也指出這些人是認為社會亂象日益嚴重,不安全才逃離台灣的(Hajari 1998)。
[25] 例如維吉尼亞大學新宗教研究組、CESNUR、 WATCHMAN、FACTNet、TRANCENET都成立專門的資料庫研究陳恆明的飛碟會,但只是將他的文宣品上的內容做摘要式的描述,並且把飛碟會成員的發言做成記錄稿而已,實在無助於概念化(conceptualisation)的討論。
[26] 感謝王建川先生提示柯毓賢所發表有關「明王」的歷史考察相關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