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大學宗教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英國蘭卡司特大學 宗教學 博士
前言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98年9月所發佈的資料，印尼兩億一千萬人口中，有百分之八十七的人民信奉伊斯蘭教，是全世界最大的穆斯林國家。其餘的百分之十三人民中有百分之六的人是基督（新教）徒；百分之三的天主教徒、百分之二的印度教徒；百分之一的佛教徒，另外有百分之一的人是其它宗教的信徒。[1]既然穆斯林與基督徒的比例相差這麼多，理論上應該不會有長久衝突的條件才對，但是實際上卻不是如此，大部份的宗教衝突都是基督教與伊斯蘭的衝突（CNN, February 2, 1999）。[2]
1998年11月印尼首都雅加達爆發了穆斯林（俗稱回教徒）與基督徒的宗教衝突，共有14人被殺，27間基督教建築物被襲擊。過不久，在西帝汶地區的基督徒攻擊佔少數的穆斯林，燒毀了四間，破壞了五間清真寺。1999年一月十九日，也就是伊斯蘭（俗稱回教）開齋節當天起，馬魯古群島的安汶市連續發生大規模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間的衝突，共造成兩百人以上犧牲。[3]
美國國會於1999年發佈的人權報告說，基督教團體記錄了這一年中128件教會被攻擊的事件，其中有76件發生在哈比比執政的下半年，但是政府沒有好好追查（U. 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9）。在此，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麼原因使得伊斯蘭和基督教之間種下如此的深仇大恨？」我覺得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瞭解印尼伊斯蘭和基督教的發展史。首先我將描述印尼各教派的發展史、信仰特徵和糾葛；接著分析他們與當權者的關係；然後釐清教派間衝突的主因有的是宗教信仰，而有的卻是權力鬥爭；再來我指出福音基要派常常以宗教作為動員的訴求，如果遇上社會動盪加上這些人的鼓動，宗教衝突就很難避免；最後我指出多數的印尼領袖似乎還沒有看出問題的癥結，才無法有效制止這類衝突的發生。[4]
前殖民時期
印尼全境有一萬多個島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從來沒有形成國家的政體，這個多島地區本來是由不同的國王統治的不同城邦，也有各種不同的部族宗教。在第七世紀的時候，佛教王國Sriwijaya橫掃東南亞，在印尼的爪哇中部建立了著名的般若婆圖（Borobudur）佛教建築。在十三世紀的時候，印度王國Majapahit勢力進入印尼地區，為數不少的人受了影響而接受了印度教，而其中又以東爪哇地區最為盛行。
在伊斯蘭傳入之前，這個地區的文化（比如建築、美術、戲劇、儀式、音樂）早已受到許多不同宗教（佛教、印度教、萬物有靈論、部落生命禮儀）的影響（Vreeland, 1975: 198）。從十三世紀後期開始，因為海上貿易的興起，許多阿拉伯人在印尼各港口與當地人交易，這些阿拉伯穆斯林有許多屬於蘇非（Sufism），帶有強烈的宣教使命感，注重神秘體驗，很容易與當地深受佛教與印度教神秘經驗和部族信仰融合。[5]到十六世紀末期，伊斯蘭已成為印尼最大的宗教，許多佛教、印度教和部落信仰的形式開始冠上伊斯蘭的名字。[6]
荷蘭殖民時期
十五世紀葡萄牙和西班牙人把天主教傳入印尼東部，十六世紀荷蘭人和英國人把新教傳入（Fox, 1987）。從十七世紀初開始，歐洲殖民勢力開始正式掌控這個多島地區，荷蘭人並且在巴達維亞（今天的雅加達）成立東印度公司管轄這個物產豐富的地區。[7]
荷蘭人和許多西方殖民者一樣，採用「結合當地少數統治當地多數」的策略來統治這個地區，比如利用從元代和明代時就陸續移入進行貿易和墾殖華人，來幫助掌控經濟（Willis, 1977: 65），殖民官柯恩（Coen）給于華人大量的優惠，鼓勵他們從商，從此華人逐漸成為介於殖民者與印尼本土人之間的「中介階級」（middle class）（Shihab, 1995: 284-85）。有一項統計資料指出，在1925年的時候，雇請六名以上員工的工廠有2816家的老闆是歐洲人，有1516家是華人，只有865家的老闆是印尼本土人士（Lowensteyn, 1999），這些華人與殖民者的合作，曾引起許多的不滿（Shihab, 1995）。
在宗教方面，起初荷蘭殖民政府在印尼是以賺錢為主，希望保持宗教中立的形象（Noer, 1980）。但是他們除了吸收資源外，也把基督教傳入這個地區。華人對西方傳教很有反應，有些人在當時就去信基督教，印尼基督教會（GKI, the Indonesia Christian Church）於一百四十多年前受洗的第一位基督徒，就是華裔生意人（Setiabudi, 1999）。
雖然他們並不壓迫伊斯蘭信仰，但卻賦予基督教許多特權，比如說殖民政府給基督教的補助超過給伊斯蘭的補助一百倍（Noer, 1980），因此得以建立許多教會（Shubert, March 11, 1999）。再比如說，17世紀開始為了採取香料島（Spice Islands）產的比黃金還貴的香料（BBC, March 9, 1999），荷蘭人掌控南摩祿卡群島地區（Shubert, 1999. March 11）。基督教伴隨殖民者到這裡宣教，荷蘭人給當地的基督徒受教育，然後用他們任公職。
在當時，基督徒與荷蘭人的關係十分密切，任何人變成基督徒就會被認為是變成荷蘭人的同路人（Setiabudi, 1999），印尼人把基督徒叫做「基督教狗」（Shubert, March 11,1999），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緊張關係從這時候開始埋下禍端，但是因為反正是統治階級，基督徒不必擔心他們被怨恨。
掛名派
由於荷蘭人只幫助與他們合作的人受教育，對於其他的百姓則不鼓勵。當時民眾的識字率不到一成，伊斯蘭教義大部份是用口頭的傳播，所以當地的接受者有時候會摻入自己原先的宗教文化，因而形成所謂的「民間伊斯蘭」（Folk Islam）（Patai, 1987）。印尼的「民間伊斯蘭」是佛教、印度教、萬物有靈論、部落生命禮儀的融合宗教。他們對伊斯蘭教義的認識很糢糊，而且包含了許多神靈崇拜、神秘經驗、術數（醫病、趕鬼、算命等等）等成分。這些穆斯林與其他印尼的民間信仰者沒多少差別（Vreeland, 1975: 205），於是常被稱之為「掛名派」（abangan）。[8]
比如說在爪哇，如果一個人願意在開齋日和先知生日的時候加入慶祝，他就被承認是一位穆斯林。在摩錄卡地區，如果一個人有接受割禮，並且不吃豬肉和其它被認為是污穢的食物，他也會被承認是一位穆斯林（Ellen 1983: 56）。這些穆斯林對所謂的正統教義（orthodox doctrine）沒有興趣，他們宗教的終極目標是「確立人與宇宙之間的和諧關係」，和諧祭（slametan）是他們最重要的關係確立儀式。
一般而言，和諧祭舉行的時間很短，在傍晚的時候，一家之主會邀請較常往來的男性鄰居到家裡來，主人會用很文雅的言詞宣布這次和諧祭的目的，然後請求阿拉、神靈、以及聖人們（號稱是伊斯蘭聖人，實際上是印度教或地方古老神話的聖人）（Ellen, 1983: 58）不要干擾這一家人，[9]然後解釋這些宴請的食物的意義，他們也會邀請傳統的清真寺的人員來用阿拉伯文頌念一段經文，用以表示這是伊斯蘭傳統。接下來就會分發供奉的食物，鄰居們吃了少許的食物後就會告退，並且把東西帶回給家庭的成員分享。神靈們也被認為在這個時候會離去，這個宇宙就會恢復以前和諧的狀態（Vreeland, 1975: 206），達到「什麼事都不會發生」（slamet）的平安狀態。[10]
在懷孕、生產、割禮、結婚、死亡、遠行遷居、或收割的時候，都會舉行和諧祭，有時候在先知生日、開齋日、厄運、病痛、失竊等重要時刻，也就是當人們需要神靈特別保護、鄰舍互相的支持的時候、或是大自然突然失序的時候，這樣的儀式都會被舉行。如果再不行的話，就必須去找「明師」（dukun），尋求指點（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印尼大部份的穆斯林都是屬於這種信仰型態，他們對抽象的教義和伊斯蘭法（shariah）並不重視（Vreeland, 1975: 205）。幾百年來印尼的統治者都政策性地鼓勵這種信仰（Ellen, 1983: 56），在1973年，這種融合信仰正式被政府認可，連當時的總統蘇哈托也自認是這種信徒（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貴族派
掛名派裡面有一個很特殊的團體叫做「貴族派」（prijaji），他們大多出身傳統的地方貴族，這個團體比其他的掛名派更注重自我克制，傳統印度教和佛教的神秘經驗。他們很講究傳統的戲劇（例如皮影戲）、雕刻、音樂、和裝飾。他們的宗教訓練有獨特的師徒傳承方式（Vreeland, 1975: 207），他們對地方有強烈的領導使命感，常常自認為是人民精神導師（Lowensteyn 1999）。
在殖民時期荷蘭人喜歡任用貴族派來施行其「間接統治」的政策，也就是給貴族派一些權力來統治一般人民，貴族派也藉著與殖民者的合作關係來維持傳統地位（Willis, 1977: 65）。[11]當時荷蘭人只給百分之七左右的印尼人受西式教育（Willis, 1977: 65），這百分之七中貴族派就佔了大半。[12]但是到了殖民後期，新生代的貴族派不想和他們的父執輩一樣當公僕，而寧願選擇當醫師或律師等新式的行業（Lowensteyn, 1999），這些新生代到歐洲留學時接受西方的思潮，回國後就鼓吹國家主義。所以建國運動有些領袖（例如蘇卡諾）就是這個階級出身的（Lowensteyn, 1999）。
敬虔派
與掛名派相對的，就是敬虔派（santri），這些人時時把宗教記掛在心裡，表現於行為。比如說伊斯蘭規定如果經濟與健康許可的話，每位穆斯林一生至少都要到麥加朝聖（Haj）一次，敬虔的穆斯林為了完成這個規定，就會省吃儉用，累積金錢籌足朝聖的旅費，再辛苦也要到麥加走一趟。因為早期朝聖需要大量的金錢，所以敬虔派的穆斯林都有累積財富的強烈動機（Vreeland, 1975: 204）。[13]
有到麥加朝聖過的人會被敬稱為「哈吉」（Haji），並且成為地方宗教活動的重要人物。哈吉通常會在清真寺旁，由信徒奉獻的土地上興建學校，成為教導大家學習經文的教士（ulama）。穆斯林會把他們的孩子送到學校來，同時在教士或清真寺的土地上工作，讓教士不用為經濟愁煩（Vreeland, 1975: 204）。
教士與學生的關係是一輩子的，當一個孩子長到一定的年紀時，他至少必須要拜一位教士當老師，作為他精神指導者，學生對教士有三大義務：一、敬意；二、束脩；三、勞役（Barth, 1993: 50）。也就是說在平常的時候學生要對教士表達敬意；在年節的時候學生要奉上束脩；在農忙或教士有事的時候，學生要為教士服勞役。由於擁有土地、地位、組織和廉價的人力，教士們往往生活比較優裕。而且這些教士常常都是半世襲的，也傾向互相通婚，在鄉村地區，有錢人大多是教士，哈吉常常是有錢人的代名詞（Vreeland, 1975: 204）。[14]
在都會地區的教士經濟也很寬裕，因為伊斯蘭信仰是由阿拉伯商人從商港傳入的，所以初代穆斯林往往也與商業活動相關，他們也從阿拉伯人身上學得許多進出口貿易和跨國經營的技巧（Vreeland, 1975: 204）。因此雖然仍有相當比例的教士和掛名派一樣相信「明師」（dukun）、儀式、醫病、算命、法術等（Ellen, 1983: 59），[15]他們的經濟生活和價值觀和掛名派有很大的不同（Vreeland, 1975: 203）。比如說在1926年協助創立「教士復興會」（Nahdlatul Ulama）的瓦哈伯（Wahab Chasbullah）在當時就擁有美國進口的汽車在市區行走，同時擁有一台重型哈雷機車在鄉間奔馳（Fealy, 1999）。
改革派
「朝聖」這個規定是形成傳統教士階級的重大原因，但也因為「朝聖」使得這些傳統教士的地位受到了嚴重的挑戰。
十九世紀末期，由於蘇伊士運河的開通以及汽船（steamship）的普及，使得阿拉伯世界與印尼的距離拉近，開始有大量的東南亞穆斯林到麥加去朝聖或到中東去留學。他們發現原來印尼的伊斯蘭與中土的形式竟然差別那麼大（Vreeland, 1975: 197; Ellen, 1983: 76）。他們回來後，就發起一波又一波的伊斯蘭改革運動，企圖使印尼的伊斯蘭變成中土正統的形式，這波運動最具代表性的組織的就是「先知使徒會」（Muhammadiyah）（Ellen, 1983: 77）。[16]
「先知使徒會」的創辦人達賀蘭（Ahmad Dahlan, 1868-1923）原本是爪哇中部一個蘇丹王城裡的清真寺官員（Beck, 1995: 277），他到中東留學後把起源於埃及開羅的伊斯蘭現代運動帶回印尼，並於1912年創辦「先知使徒會」。[17]該會由於組織力強、方式新穎、成員少壯、以及我群意識強烈，使得這波新運動帶給傳統的教士（ulama）莫大的壓力。[18]
「先知使徒會」認為印尼的伊斯蘭必須重新被檢視，傳統穆斯林使用護身符、崇拜帶有神秘力量的武器、詢問算命師、前人神力的傳承、使用法術等等都是宗教犯罪（Nakamura, 1980: 275; Beck, 1995: 261）。換句話說他們就是要把印尼的伊斯蘭回歸到古蘭經與聖訓（Hadith）純淨狀態（Nakamura, 1980: 280; Beck, 1995: 261），「先知使徒會」認為純淨的伊斯蘭應該深入於印尼人民生活文化的各個層面，所以採用西方傳教士的組織方式和教育體制，大量設置西式學校（Noer, 1985: 121），希望畢業生能到各行各業去工作，然後奮力傳揚該會的主張（Nakamura, 1980: 276-68），[19]並且傳得更深更遠。這個清教運動包括以下十點主張（Nakamura, 1980: 275）：
1. 禮拜時必須精確地算出麥加的方向，而不是約略地向西朝拜；
2. 必須用天文儀器測量出齋戒月的開始與結束，而不是靠宗教人員目測月亮便做決定；
3. 禮拜日時必須要大家聚集在廣場朝拜，而不是在室內做小型的禮拜；
4. 必須組成委員會來決定如何分配募捐給窮人的錢財和奉獻的牲畜，而不是由宗教人員把持決定如何分配的特權；
5. 在星期五禮拜時必須用大家聽得懂的口語講道，而不是只用阿拉伯文；
6. 簡化出生、割禮、結婚、喪葬等儀式，並去除多神教的成分；
7. 簡化墓園的裝飾；
8. 勸阻前往地方聖人的墳墓朝聖；
9. 去除對某些著名教士的過度的、超自然的崇拜；
10. 鼓勵婦人戴上頭巾，並在公眾場所與異性分群。
從以上這些主張看來，改革派先知使徒會是現代派和基要派的綜合體（Ellen, 1983: 61），他們要求用大家聽得懂的口語講道以及組成委員會來決定募捐的財物很符合現代化的精神。[20]然而要人家精確地算出麥加的方向，以及用天文儀器測量齋戒月卻是典型的基要派特徵。
由於該會以淨化改革運動起家，他們的成員常常公開批判別人的信仰方式（Vreeland, 1975: 203），[21]甚至說別的穆斯林是多神教徒。因此有些批評家認為這些改革派方式「嚴酷」（Wahid, 1999），他們不是要使印尼的伊斯蘭純淨化（purify），而是要使印尼「阿拉伯化」（Arabize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先知使徒會」的領導人達賀蘭有好幾次帶領同好與傳統派的教士舉行公開辯論，1922年在西爪哇舉行的印尼穆斯林大會中，改革派指責傳統派是多神信徒（syirk），傳統派則指責改革派是「非穆斯林」（kafir），印尼的敬虔派穆斯林從此就分裂成兩大陣營。由於改革派視阿拉伯世界為他們的信仰「中土」，他們與中東的連繫十分密切（Vreeland, 1975: 203），1926年一月改革派代表印尼穆斯林參加在「中土」麥加舉行的大會，但是卻不邀請傳統派的代表。同年，在瓦哈伯（Wahab Chasbullah）的奔走下，傳統教士終於大團結，成立「教士復興會」（Nahdlatul Ulama）。[22]
建國時期
1901年荷蘭國會通過「倫理政策」（“Etische Politiek”, Ethical Policy）後，殖民政府才公開支持基督教傳教事業。然而在同時，伊斯蘭覺醒運動的氣勢逐漸高昇（Noer, 1980），伊斯蘭意識變成建國意識前團結印尼人對抗荷蘭人的意識（Ellen, 1983: 77; Lowensteyn, 1999）。先知使徒會、教士復興會、和「穆斯林諮詢會」（Masyumi, Majelis Syuro Muslimin Indonesia, Consultative Council of Indonesian Muslims）等穆斯林組織在這個時候紛紛成立。[23]
1942年日軍入侵印尼，並以穆斯林之友自居，提供穆斯林很多官位。後來戰事吃緊，日本軍事政府乾脆幫印尼人組織武裝部隊，提供軍事訓練（Noer, 1980）
1945年日本戰敗，殖民者想重返印尼，但是遭到猛烈的武裝抵抗。印尼獨立領袖蘇卡諾結合國家主義與伊斯蘭信仰來反抗殖民者（Noer, 1980），終於打敗荷蘭人，成立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24]但是蘇卡諾和他的國家主義同伴們是掛名的穆斯林（就是我所稱的「貴族派」），他們希望在宗教上保持中立（Noer, 1980; 1985: 121），所以沒有把伊斯蘭訂為國教，只在「建國五原則」（Pancasila）的第一原則規定：「尊崇唯一至上神」。
在獨立時期，荷蘭人用南摩祿卡安汶基督徒組成軍隊對抗以爪哇人和穆斯林為主的蘇卡諾軍隊。1949年荷蘭人戰敗，安汶基督徒宣布成立「南摩祿卡共和國」（Republic of South Moluccas）。1950年這個共和國被蘇卡諾軍隊打敗，幾千個安汶人逃到荷蘭去成立流亡政府（BBC, March 9, 1999）。可是在異地生活不易，這些在荷蘭的安汶人因為不適應當地的文化，在1977劫持了一部荷蘭火車，造成多人被荷蘭政府格殺。1978 荷蘭趁機宣布不支持這個流亡政府，安汶人至今還有約五萬人滯留歐洲（Shubert, March 11, 1999）。[25]
雖然荷蘭人被趕走了，印尼宗教衝突卻沒有停止。敬虔派穆斯林（santri）指責非敬虔派（abangan）國家主義者是荷蘭式教育的產物（Noer 1980），才會訂立第一原則：「尊崇唯一至上神」，卻不把伊斯蘭法（shariah）訂為國家法。部分敬虔派的領袖開始武力叛變，連續幾次企圖推翻中央政權，但是很快就被國家軍隊弭平（Willis, 1977: 102）。後來蘇卡諾也向敬虔派示好，並封先知使徒會創辦人達賀蘭為國家英雄，而先知使徒會也回封蘇卡諾為該會終身會員（Nakamura, 1980: 281）。
可惜蘇卡諾逐漸腐化，只喜歡任用歌功頌德的弄臣，民怨一日一日加深。蘇卡諾在位二十年後，少數軍人發動政變，企圖推翻執政者。雖然沒有成功，但蘇卡諾威望已失，並於1966年把政權交給軍人蘇哈托將軍。
共產黨
蘇卡諾在位的晚期，左傾的態度逐漸明顯，共產黨（PKI）在掛名派窮人間宣傳說土地大部份被教士們佔有（Vreeland, 1975: 210-11），是造成他們貧窮的原因。這個宣傳引起很大的迴響，敬虔派和掛名派的衝突在50年代到60年代呈現白熱化。在1955年共產黨得到六百萬選票（16.4%）（Willis, 1977: 72），到了六零年代，該黨更號稱擁有三百萬黨員以及兩千萬支持者（Willis, 1977: 73）。共產黨基於其無神論的基調，曾多次提案要求政府廢除「建國五原則」（Pancasila）的第一原則：「尊崇唯一至上神」。此時基督教宣教士因為被視為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因此處境艱難，不是被共產黨騷擾，就是被驅逐出境（Willis, 1977: 83），在1962和1964更發生反基督教暴動（Vreeland, 1975: 208）。
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黎明，雅加達的少壯派軍官率領的部隊發動兵變，襲擊陸軍高階將領。叛軍佔領廣播局和中央電報電話局，宣布成立名為「革命評議會」的新政府，但在翌日就被掌握陸軍全權的蘇哈托少將（戰略後備部隊司令）不流血敉平。但是躍居陸軍首腦後的蘇哈托指稱兵變事件是「共產黨的陰謀」，展開大規模的鎮壓，憤怒的敬虔派穆斯林也同聲一氣，屠殺同情共產黨的人士（Vreeland, 1975: 211; Noer, 1980: 640），共產黨很快就瓦解，到年底時被牽連者約達五十萬人。
由於蘇哈托和敬虔派宣稱這次政變是由無神論的共產黨所策劃的，因此任何一位沒有明顯宗教信仰的印尼人都有可能被貼上共黨同路人的標籤，甚至受到迫害。大家必須表明一個官方所承認的宗教信仰，以免被當成是無神論者。有一個田野報告說當時有一個小聚落裡支持共產黨的七戶人家在1965年後全部加入基督教（Kim, 1998: 69）。由於敬虔派在這次事件中表現的大團結，並且因為剿共有功，他們趁機提出要所有穆斯林實踐伊斯蘭法，很多不願意接受嚴謹教規的掛名派穆斯林寧願去登記為印度教或其它宗教的信徒（Willis, 1977: 102-3）。
當時由於在東南亞地區的華人共產黨很活躍，反共人士害怕印尼華人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五縱隊（Coppel, 1980），當政變的時候，許多華人受到波及而被殺（Sullivan, November 23, 1998），因此很多華人就去登記為基督徒，以免被說成是無神論的共產黨同路人（Boston Globe, January 25, 1999）。[26]
因為這個政變，使得印尼基督教在短短幾年內多了兩百多萬信徒（Willis, 1977: 110），教會忙得連受洗的人都無法一一登記在受洗簿上（Kim, 1998: 69）。有一位學者評論說：「印尼是全世界唯一不斷有穆斯林改信基督教的國家，這原因可能是由於1965年許多穆斯林對共產黨的大屠殺所導致的」（Neill, 1987）。但是因為這波加入基督教的印尼華人、共產黨支持者、以及掛名派的穆斯林都是與敬虔派不同路者，伊斯蘭與基督教的關係變得更加壁壘分明（Vreeland, 1975: 211; Boston Globe, January 25, 1999）。
蘇哈托時期
共產黨被剷除後，敬虔派一掃陰霾，再度主導印尼社會，他們所擁有的文化與經濟資源，使國家不得不重視他們的力量（Willis, 1977: 109; Vreeland, 1975: 201; Library of Congress, 1992）。例如教士復興會說他們為了要與貧窮戰鬥（combat poverty），他們就經營很多產業，甚至跟台灣等幾個國家經濟合作（Aqsha, [et al.] 1995: 234）。1992年印尼執政黨「從業集團」企圖把復興會的主席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排入不分區代表名單，但是他婉拒了。同年印尼最大反對黨「聯合發展黨」（PPP）也把三位復興會領袖排入不分區代表名單，但是也被婉拒（Aqsha, [et al.] 1995: 241）。該組織如果舉行大會，政府高官都會蒞臨。[27]
八零年代開始，教士復興會逐漸淡出政治圈，專注宗教與教育的領域（Aqsha, [et al.] 1995: 231），建立許多學校與醫院（Nakamura, 1980: 283），他們並且推選在穆斯林世界地位崇高，又是該會創辦人瓦哈伯的孫子瓦希德擔任主席（Library of Congress, 1992）。
另一個敬虔派大組織「先知使徒會」也是實力驚人，在七零年代末期，該會就擁有12,400間各式各樣的學校以及八百間福利機構（Nakamura, 1980: 282）。[28]由於擁有印尼中產階級商人的大力資助，該會也經營許多企業，並且把改善人民的經濟生活訂成他們的重要目標（Aqsha, [et al.] 1995: 220）。
但是該會不放棄建立伊斯蘭社會的努力（Nakamura, 1980: 282），也持續公開批判別人，尤其是他們的對手「教士復興會」。[29]1992年瓦希德在教士復興會的會議上散發一份他的個人備忘錄，希望穆斯林社會朝向開放與多元，但是拉伊斯（Amien Rais）批評這份備忘錄，說這文件另有目的，乃是指穆斯林結黨（sectarianism）且排外（exclusivity）（Aqsha, [et al.] 1995: 252）。後來拉伊斯宣布角逐1999年的總統選舉，[30]而且被許多觀察家認為他是最具總統相的候選人，有一位記者問他說：「你和瓦希德有什麼不同之處？」他回答說：「瓦希德只希望他所領導的『教士復興會』取得更多的官位，但我要的是整個國家的領導權」（Kato, 1999: 22-23）。
然而敬虔派也意識到因剿共所招致的信徒流失危機，1967年七月有人在國會提案，要求政府禁止外國人士和金錢進入本國幫助基督教會，但是沒有通過（Willis, 1977: 104），同年並引起反基督教暴動（Vreeland, 1975: 208）。年底，伊斯蘭、基督新教、天主教、印度教、和佛教的代表在首都雅加達舉行會議，並且草擬公約，協議互不向對方傳教，傳教只能針對沒有官方宗教認可的人。[31]但是新教拒絕簽署，理由是聖經明文記載要向普世傳福音（Noer, 1983: 197; Aqsha, [et al.] 1995: 486）。
此時，敬虔派穆斯林認為在政變後他們氣勢大增，蘇哈托完全掌控局勢後，為了防止敬虔派的勢力坐大，對政權形成威脅，於是就跟西方國家走得很近，開始政策性地保護基督教（Willis, 1977: 102），對傳教士友好。穆斯林認為軍中和政府高官中有過高比例的基督徒，所以懷疑政府偏好基督教（Johns, 1987; Shihab 1995; Gifford, 1999）。1975年政府允許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組織「普世教協」（WCC,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印尼舉行大會，但是遭到穆斯林的強烈抗議，基督教只好取消這個計畫，但是已經使穆斯林質疑政府對基督教有偏袒（Noer, 1983: 197-198）。
據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1992）的統計，在1955年的時候，全印尼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穆斯林。1980年的時候剩下百分之八十，1985年到1990年政府都沒有公佈統計數字，該圖書館評論說這可能是因為怕激起穆斯林對「基督教化」和「世俗化」的反感。1992年，時任先知使徒會副主席的拉伊斯對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營訓練師演講，說在1950年的時候全國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穆斯林，但是在1992年已經下降到百分之八十八（Aqsha, [et al.] 1995: 225）。同時因為從蘇哈托上台後基督教傳教士加強活動，並從部落信仰擴充到穆斯林社區去傳教（Noer, 1983: 197），一波一波的掛名派和部落信仰的的人變成基督徒，使得敬虔派的人懷疑有心人（執政者等人）正要把印尼基督教化（Johns, 1987）。[32]
另一方面，敬虔派穆斯林認為蘇哈托為了提昇經濟，就跟殖民者所扶植的華人合作，利用他們擁有的雄厚資本與緊密商業網絡來搞錢（Thoenes, February 10, 1999）。使得本土人士（Pribumi）很埋怨政府給予華人特權（Coppel, 1980），華人變成痛恨的對象（Shihab, 1995）。1992年，先知使徒會的拉伊斯公開宣稱印尼的經濟掌握在非穆斯林和非本土人士手中，他說印尼前一百大企業家裡面只有四位是穆斯林，穆斯林的社會、政治、以及財經的地位正在被邊緣化中，這個情勢必須馬上終止（Aqsha, [et al.] 1995: 219-25）。
華人被印尼人懷疑是特權階級，已經使他們陷入困境，加上許多華人登記是基督徒（Scott 1985; Reuters, January 30, 1997; Sullivan, November 23, 1998; Berlian, February 12, 1999; 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9），使得情況變得更糟（Reuters,
蘇哈托時期的基伊衝突
敬虔派穆斯林懷疑印尼會被基督教化的另一個原因是認為基督教利用各種方法強勢宣教（Willis, 1977: 104）。例如說他們認為基督教初期主要是對離島地區沒有穆斯林的少數民族宣教，但是後來擴大到穆斯林社區宣教，有些人故意假裝是穆斯林以遷入穆斯林社區，然後在那裡建立教會（Noer, 1983: 197）。1988年道拉斯福音船（MS Doulos Ship）載了一百位基督教傳教士在棉蘭（Medan）港口停靠，他們本來要在印尼各地宣教數個月，但是因為遇上齋戒月，引發穆斯林的抗議，所以被限制在三個地方停留。
1990年六月基督教曾試著要在蘇門答臘西部穆斯林建立教會，曾引發緊張關係。1990年十一月有幾次發現來自新加坡的外國人所主導的國際基甸會在雅加達的中學分發聖經，傳說這個團體曾受到當地基督教老師的協助，信仰伊斯蘭的中學生憤怒地撕毀聖經，丟入垃圾桶（Aqsha, [et al.] 1995: 465-69）。1991年八月傳說有基督徒學生利用農業實習課之便，到充滿穆斯林的農村傳教，引發當地教士們的抗議。1992年又爆發基督教試圖把教堂蓋在穆斯林社區（Aqsha, [et al.] 1995: 469-474）。
穆斯林認為基督教藉著國際的財經贊助，以高價購買地皮在印尼設立學校和醫院，提供的貸款、食物、和衣物等等的慈善機構每一個行動，背後的目的都是為了宣教（Noer, 1983: 197; Aqsha, [et al.] 1995）。在1980年甚至有伊斯蘭組織反對穆斯林參加基督教的聖誕慶典（Johns, 1987）認為這是贊同基督教。穆斯林的媒體也描寫基督教如何如何利用提供食物給飢餓的人、提供免利息的貸款給貧困的人，然後趁機使他們歸信基督教（Willis, 1977: 104）。1991年 有一位「先知使徒會」的領袖人物認為在聖誕季節互道「聖誕快樂」是間接贊成基督教把耶穌當成神的教義（Aqsha, [et al.] 1995: 471）。
1992年基督教嘗試到亞齊（幾乎百分之一百的穆斯林地區）蓋教堂，並且提供免費藥品（Aqsha, [et al.] 1995: 476），曾引發大抗議。1992改革派最重要的領袖人物拉伊斯對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營訓練師演講，說在這個組織的總部所在地約各雅家答市現在正是基督教最強力宣教的地區，他說在該市的三輪車夫每天可以得到3500印尼盾，條件是在星期日的時候帶著全家上教堂（Aqsha, [et al.] 1995: 225）。
1992年有某基督教會未經政府許可就在一個曾經是清真寺建築地對面蓋教堂，結果教堂被破壞（Aqsha, [et al.] 1995: 480）；同年11月，有基督徒未經政府許可就在一間民宅聚會，結果牧師當場被群眾毆打（Aqsha, [et al.] 1995: 480）；那年聖誕夜，爪哇東部一間教堂被十名穆斯林用汽油彈縱火（Aqsha, [et al.] 1995: 481）。
1996年十月，三千名穆斯林聚集攻擊東爪哇的基督徒（Reuters, October 10, 1996），衝突中有25間教會被襲擊，五名基督徒死亡，有一名五旬節教派的牧師全家在教會內被燒死（Compass, October 10, 1996）。由於這次的暴民大多是教士復興會的人，領導人瓦希德正式提出道歉（Compass, October 10, 1996）。
1997年一月底，幾位年輕人擊鼓叫醒附近的穆斯林起來用餐，以免因為白天的齋戒時肚子會餓。有一位華人婦人責罵他們太吵，結果有人認為基督徒污辱伊斯蘭，幾千位穆斯林聚集攻擊了數間教堂及寺廟。暴民在牆上塗上「伊斯蘭萬歲」、和「消滅華人」的大字。有些建築則寫上「別動、是穆斯林」（Reuters, January 30, 1997）。1998年，幾百位暴民用石頭砸一位華人的家，因為他把家當成基督徒聚會的地方，結果一共砸毀了十數間店面被波及（AP, October 29, 1998）。[33]
對於這接二連三發生的宗教衝突慘劇，蘇哈托政府卻不准媒體報導（Reuters, October 10, 1996），媒體如果不小心就會被有關單位要求節制（Aqsha, [et al.] 1995: 482）。但是仍有許多觀察家不斷強調「基督教與伊斯蘭的關係緊張」（Noer, 1980; Noer, 1983: 196; Aqsha, [et al.] 1995: 470; Kim, 1998: 84; Sullivan, November 23, 1998）。有一位田野調查者指出說，在不久的將來，穆斯林說不定會不與基督徒一起做事，甚至不結交基督徒朋友（Kim, 1998: 84），但是相關的高級官員（例如宗教部長）卻說印尼各宗教的關係「非常好」（Reuters, October 10, 1996）。
哈比比時期
到了九零年代，蘇哈托已經非常不得民心，甚至連穆斯林兩大宗教領袖瓦希德和拉伊斯公開批評他（參考 Aqsha, [et al.] 1995: 249），但是他在1998年還繼續連任第三十二年的總統。同年五月，印尼政府因提高油電價格措施引發雅加達暴動，造成五百多人喪生，蘇哈托終於被群眾趕下台，而由擔任副總統才四十二天的哈比比繼任過渡總統。但是強人一下台，問題一一浮出檯面，全國大約有一千七百萬戶家庭面臨缺糧的困境，在中爪哇及東爪哇的省份裡，七百三十萬貧戶中的百分之六十，每天只有吃一餐的能力，這些貧戶每戶的平均人口為四人；其他九百七十萬戶還有每天能吃兩餐的能力，但其數目也在急速減少之中，有些人道組織（例如台灣的慈濟功德會）正在設法救援中（梁東屏，1998.09.15；邱恬琳，1999.01.12）。
雖然哈比比內閣及軍隊中不再任用大批的基督徒，而拔擢更多的穆斯林（Gifford, 1999），但是因為他是蘇哈托長期培植的人馬，[34]所以聲望一直拉抬不起來，百姓不理會他的領導（Williams, 1999），於是社會動亂四起，於是宗教衝突越演越烈。
雅加達十一月宗教衝突
1998年11月雅加達爆發了穆斯林與基督徒的宗教衝突，有14人被殺，27間基督教建築物被襲擊，這次的暴動從雅加達的華埠為中心，並蔓延到附近的華人教會（Compass, March 15, 1999）。有一個說法指出，衝突起因是穆斯林要求安汶基督徒經營的賭館在附近清真寺進行晚禱時暫停營業，但基督徒置之不理，兩派人馬早上起就開始在雅加達北區械鬥，隨後演成大暴動。大批年輕暴民拿棍棒及彎刀當武器，將敵方殺害後，還將死者遊街示眾，沿途暴民也對屍體拳打腳踢，場面極為殘暴。這場暴動喪生的至少有兩人是華人，有六人是安汶來的基督徒。
此次事件發生時，有大批暴民靜坐在華埠大街上，高唱伊斯蘭祈禱歌曲，目擊者說，有暴民高喊「殺死華人」的口號。有一位教會被搗毀的牧師說他也不曉得為什麼他們會被攻擊，因為他們的四千位會友幾乎都是華人，而沒有任何安汶人（The Straits Times, November 24 1998）。事後基督教領袖警告印尼境內的兩千八百萬基督徒，不要對宗教衝突事件作報復（Compass, March 15, 1999），但是過不久，在西帝汶地區的基督徒攻擊佔少數的穆斯林，燒毀了四間，破壞了五間清真寺（U.S. Department of State, 1999）。
安汶宗教衝突
從1999年一月十九日，也就是伊斯蘭開齋節當天起，馬魯古群島的安汶市連續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衝突，這次主要是穆斯林（俗稱回教徒）和基督徒之間的衝突，一共造成兩百人以上犧牲（BBC, March 9, 1999）。據說事件的起因只是信仰基督教的巴士司機向穆斯林乘客索取票價而有了口角，結果雙方各召集人馬尋仇，竟然釀成基督徒與穆斯林之間的大規模械鬥，數千暴民用汽油彈、土製炸彈、弓箭、砍刀、長矛互相攻擊，械鬥時間長達數月。目擊者說暴民高唱：「殺死異教徒」，「他們是基督教豬」（Compass, March 15, 1999）。
摩祿卡群島現在大約有一百五十萬居民，蘇哈托執政期間約有五萬個穆斯林從外島地區移入，地方首長也任用穆斯林，以前在安汶有八成以上是基督徒，現在快要一半一半了（Shubert, March 11, 1999），但是穆斯林和基督徒社區是分開的（Gatra, Number 11; V, January 30, 1999）。八零年代開始，安汶的交通事業發達後，這些外來移民掌控交通事業，使得安汶在地人感覺被邊緣化（Williams, 1999），基督徒怕很快地安汶的穆斯林就要變成多數，到時基督徒就會被壓迫，就像這幾年全國各地幾百間教堂被燒一樣。
1998年十一月的雅加達宗教衝突被殺的16人中有九人是安汶基督徒，安汶人終於按奈不住，開始向移入的穆斯林報復（Aglionby, January 21, 1999; Shubert, March 11, 1999），衝突中穆斯林說安汶基督徒幾百年來被殖民政府禮遇慣了，現在不情願看到穆斯林享有好的待遇，又要搞獨立了，於是被焚的教會被塗上「基督狗」（Shubert, March 11, 1999），一個殖民時期印尼人用來罵基督徒的名詞。基督徒說穆斯林要把安汶基督徒像全國各地一樣變成少數（Head, February 27, 1999），基督徒說軍警偏袒穆斯林，穆斯林則說偏袒基督徒（Shubert, March 11, 1999）。有一位觀察家認為安汶宗教衝突事件顯示安汶人對移入者的憎恨（Williams, 1999）。
衝突事件分析
包括天主教與新教在內，印尼擁有兩千多萬的基督宗教信徒，而只有極少數的人跟當權者合作並得到特權，但是為什麼一有宗教衝突時，基督徒就會成為攻擊的目標？其中有個因素可能是因為族群的糾葛。我們在前面已經提到，當基督教這個強調獨一神論的宗教在進入的時候，大部分的印尼人已經接受了另外一個強調獨一神論的宗教（伊斯蘭），結果外島族群（例如安汶人）和少數族群（例如華人）接受基督教的比例就比較高。有力量族群（多數或主流族群）本來就有許多理由用以欺負沒力量族群（少數或邊緣族群），以宗教的理由來達成族群壓迫的目的當然是有可能的，宣教研究者早已注意到如果只有對邊緣者宣教成功，而對掌權者不成功的話，族群的衝突就會常發生，而且這些邊緣少數團體就常被懷疑是外人的買辦（Stackhouse, 1987）。
如果把以上的理論加上空間（印尼）與時間（歷史）的脈絡來檢視的話，我們發現雖然荷蘭殖民者偏袒基督教，但是在大部份時間卻希望保持宗教中立的形象。這時期印尼人雖然把基督徒叫做「基督教狗」，基督教並不用擔憂在少數族群宣教會造成族群壓迫或宗教買辦的情況，因為他們雖是少數，然而卻是統治階級和（或）特權階級。當殖民者垮台後，基督徒忽然從特權者變成邊緣者，但是基督徒並沒有遭到嚴重的迫害，這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雖然當權者是佔多數的穆斯林，然而卻是「非敬虔派（貴族派）」，他們對宗教動員沒有企圖心，希望保持中立。以安汶人的例子來說，雖然信的是基督教，但是造成他們流亡異國的主因並不是宗教，而是使用武力與當權者抗爭。
在共產黨得勢的時期，他們迫害基督教主要並不是宗教因素，而是視基督徒為帝國主義的代言人。同樣地，他們對抗敬虔派的主因也不是宗教，而是土地的擁有權。蘇哈托上任時剿共的原因也不是因為宗教，而是因為政治鬥爭。蘇哈托穩定政權時聯合基督徒的主因也不是宗教，雖然他屬於佔多數的穆斯林，然而卻是非敬虔派（掛名派），他乃是為了拉攏西方國家和利用基督徒（華人）的經濟資本與教勢來箝制敬虔派。哈比比上任後在內閣及軍隊中拔擢更多的穆斯林的主因也不是宗教因素，而是為了鞏固他的政權。
但是也有許多衝突的主因是宗教信仰。例如改革派與傳統派（加上貴族派和掛名派）鬥爭的主因乃是「融合」與「反融合」的宗教理念。二十世紀初期，殖民政府公開支持基督教的傳教事業。然而在同時，伊斯蘭覺醒運動的氣勢逐漸高昇（Noer, 1980），伊斯蘭意識變成建國意識前團結印尼人對抗基督教殖民者的意識。在蘇卡諾前期，部分敬虔派連續幾次企圖推翻中央政權的武力叛變的關鍵，乃是「建國五原則」的第一原則：「尊崇唯一至上神」上的信仰歧異。在蘇卡諾後期，敬虔派動員剿共的主因可能是階級鬥爭，但是動員的理由卻是要剷除共產無神論者。1965年政變之後，基督徒人數突然暴增，各教代表協議互不傳教，傳教只能針對沒有官方宗教認可的人。但是新教拒絕簽署，理由也是宗教信仰。
從以上這些個案的分析，我們清楚看到，有些事件雖然是不同信仰族群之間的衝突，然而主因卻不是宗教信仰。另一方面我們又可以看到，伊斯蘭內部「融合」與「反融合」的衝突、伊斯蘭意識對抗基督教殖民者意識的衝突、敬虔派動員剷除共黨的衝突、互不傳教與福音遍傳的衝突等等，都是以宗教為訴求的衝突。我把這些以宗教作為動員訴求的人稱為「福音基要派」（Evangelical Fundamentalism）。[35]
嚴格來說，在基督新教世界裡福音派（Evangelicalism）和基要派 （Fundamentalism）是可以分辨的，但是這兩者的關係卻緊密結合，所以常常被一起討論（參考Marsden, 1987）。福音派興起於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初期時，已影響世界各地的傳教區（Marsden, 1987），他們最明顯的信仰特徵是：1、「聖經無誤，句句金言」；2、「重生得救」；3、「讀經、禱告、宣教傳福音」。基要派起源於美國的福音教派，另外大英帝國也有相似的現象，然而藉著福音宣教，這個派性早已傳到世界各地（Marsden, 1987）。
基要派（或稱基要真理派或原教旨主義）於1920年從福音派興起，它的特色是成立組織，不妥協地為福音奮戰（Marsden, 1987），它原本要對付的是現代神學（modernist theology）和教會世俗化（secularisation of church）。另外他們也反對融合主義（syncretism）與沾邊信仰（minimalism）（Ellen, 1983: 62; Shaw & Stewart, 1994）。基要派與福音派最注重的目標就是：「拯救靈魂」、「教會增長」、以及「將福音傳遍全世界」。為了達成這些目標，福音基要派甚至常常伴隨政治力。
結論
從印尼的基督新教發展史，我們可以清楚看到福音基要派的屬性。十六世紀末新教就是伴隨荷蘭和英國殖民者傳入的，1901年新教給荷蘭國會壓力，通過「倫理政策」，要殖民政府支持傳教事業。1967年，拒絕簽署互不傳教協議。蘇哈托時期，他們為了「拯救靈魂」與「教會增長」，不惜伴隨獨裁者。不顧宗教間的和諧，道拉斯福音船載一百位傳教士傳教；基甸會在中學分發聖經；世界最大的基督教組織「普世教協」要在世界最多穆斯林的國家舉行大會；購買地皮把教堂蓋在充滿穆斯林社區等等，都是福音基要派的作法。
在殖民時期有基督教統治者的保護，這種作法不太會引起衝突，但是在二十世紀這樣強力宣教，就會挑起爭端。我們看到印尼穆斯林覺醒運動一波一波地興起，民眾識字率一成一成地提高，如果遇上社會動盪的話，伊斯蘭福音基要派一鼓動，宗教衝突就很難避免。舉例來說，宗教改革派「先知使徒會」要把印尼的伊斯蘭回歸到古蘭經與聖訓純淨狀態；要人家精確地算出麥加的方向，以及用天文儀器測量齋戒月的時間；常常嚴酷批判別人的信仰方式，甚至說別的穆斯林是多神教徒；把生活本土的信仰型態變成宗教中土樣式等等。
再者，「先知使徒會」把信徒人數的消長當成宗教成不成功的關鍵指標；用西方傳教士的組織方式和教育體制設置學校，希望畢業生能到各行各業去工作，然後使他們的信仰形式深入社會各階層；甚至訓練傳教士奮力傳揚該會的主張等等，從這個角度看來，「先知使徒會」真的是福音派與基要派的綜合體。[36]除了「先知使徒會」，為了反融合的衝突；為了伊斯蘭法的武力叛變，為了無神論而動員剿共等等，都是典型的基要派。
或許有人認為這些宗教衝突都是陳年往事了，隨著時代的改變，彼此應該變得更和諧，但是實際情況卻不是如此。許多觀察家指出，最近幾年伊斯蘭已經在印尼社會深化（Nakamura, 1980: 283; Kim, 1998: 63），先知使徒會所提出來的主張現在已為許多人接受（Nakamura, 1980: 276），有越來越多的人參加星期五的集體禱告和謹守齋戒月的禁食（Johns, 1987），有一位在農村做田野研究的學者也說村民的穆斯林意識越來越強，開始越來越注意什麼叫伊斯蘭，什麼叫非伊斯蘭（Kim, 1998: 67）。在這種狀況下，如果社會一動盪，加上不同教派的福音基要份子互不相讓，宗教衝突很容易發生。
經過1998年11月的雅加達宗教衝突，又經過1999年的安汶宗教衝突，「先知使徒會」拉伊斯還認為在各處的暴亂事件，不是因為種族、宗教的因素而起；「教士復興會」瓦希德還認為這是蘇哈托沒有節制他的手下激起動亂（Reuters, March 22, 1999）；甚至印尼總統哈比比還認為是有心人士為了他們自己的政治利益而操弄宗教（CNN, February 2, 1999）。我猜多數的印尼領袖還沒有看到我所指出的問題癥結，或者是因為自身的統治利益而故意操弄宗教，這類的衝突才會一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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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以前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就有上過爪哇宗教的課程，但是這篇文章乃是我參加「東南亞伊斯蘭讀書會」的成果，多謝林長寬、江日新、與蔡源林三位教授的指導，也多謝蕭新煌教授給我們的鼓勵。
[2] 當然因為神學的不同，基督教與伊斯蘭這兩個信仰同一個上帝（阿拉）的宗教自古就有衝突，伊斯蘭古蘭經還明文教導說：「耶穌基督不過是阿拉的使徒之一，阿拉是獨一的真神，講三位一體就是褻瀆阿拉（女人篇第四章171節，An-Nisa [Women] 4: 171）。」但是這篇文章希望從社會文化面來談。
[3] 這篇文章的資料收集到1999年三月初為止，但是一直到今日，印尼還不斷有宗教衝突發生。
[4] 關於這一點，蕭新煌（1997: 7）也曾指出：「要認識東南亞社會、文化，甚至政治，對馬來族（巫族）與回教 [伊斯蘭] 的瞭解是一個最基礎和最必要的切入點」。
[5] 也有一些伊斯蘭是從印度傳入的。
[6] 這時候許多東爪哇人只好跑到仍未被伊斯蘭化的巴里島去繼續信奉印度教。
[7] 這裡有大量的礦藏、石油與林木。
[8] 有關掛名派（abangan）和敬虔派（santri）的特徵，請參見Geertz（1960）詳細的描述。
[9] 這些神靈平常附在自然物體裡中、人類的身體裡、地方聖人的墳墓裡。
[10] 這種和諧的狀態（slamet）就是、安全、健康、繁榮，並且免於天災、衝突、或惡靈纏身（Vreeland, 1975: 205）
[11] 致使有些百姓也把貴族派當成歐化派或殖民者的同路人（Lowensteyn, 1999）。
[12] 另外有些就是信仰基督教的少數民族，比如安汶的基督徒就是典型的例子。
[13] 例如掛名派常有盛大的儀式慶典，但是敬虔派則避免（Vreeland, 1975: 204）。
[14] 因此有學者認為教士的最重要的兩個機制是「經學學校」和「朝聖」（Ellen 1983: 60）。
[15] 不同的是，這些教士比較強調阿拉伯文的符咒和護身符
[16] Muhammadiyah 的原本意思是「先知穆罕默德的跟隨者」（the followers of Muhammad），我認為把他翻譯為「先知使徒會」很符合原文的意義。
[17] 但是又不用發源地開羅那一套傳統教育方式（Noer, 1985: 121）
[18] 此會曾得到荷蘭政府的補助，但是大部分來自敬虔派的中產階級、小生意人和煙草商人等的資助（Ellen, 1983: 84）。
[19] 他們也自己訓練傳教士（Noer, 1980: 640; 1985: 121）。
[20] 但是有一位著名的伊斯蘭研究學者（Nurcholish Madjid）批評這個組織鼓勵用羅馬拼音撰寫阿拉伯文，使得印尼人越來越不會書寫阿拉伯文。使得印尼與其他伊斯蘭世界距離越來越遠（Aqsha, [et al.] 1995: 222）
[21] 有一位研究先知使徒會的著名學者（Peacock, 1978: 86）參加他們組織的訓練營，有一位講員公開宣稱他們改革派的革命對抗穆斯林傳統教士可與新教革命對抗當時大公教會的宰制相比擬。
[22] 瓦哈伯在他家自己經營的經學學校（pesantren）出生。他的父親是個富有的教士兼貿易商（Fealy, 1999），他家有很多人當教士，他總共在七所經學學校受過教育，而且這些老師都是當時最出名的教士。他在這些年認識很多日後的伙伴，包括席安蘇理（Bisri Syansuri），後來成為他的妹夫（或姊夫？）並且繼承他的「教士復興會」（Fealy, 1999）。
[23] 「穆斯林諮詢會」是個在蘇卡諾時期十分活躍的政黨。
[24] 此時也有部分基督徒和華人加入獨立運動（Willis, 1977: 68）
[25] 有位學者把安汶獨立事件寫成一本書（Chauvel 1990），說明安汶人在殖民時期如何當軍人及公務員效忠荷蘭政府，但是在印尼獨立後招受穆斯林怨恨。安汶的例子是殖民主義剝削和分化的明顯案例，這本書令人讀得很心酸。
[26] 其實他們也可以去登記為佛教或其它宗教的信徒，但是佛教為華人的傳統宗教之一，華人儘量不要把他們的特徵顯露出來，加上印尼華人有信仰基督教的部分傳統，他們就去登記比較國際化的基督教，以減少他們的華人特徵（Thoenes, February 10, 1999）。
[27] 例如1989年教士復興會在約各雅家答舉行大會，蘇哈托總統主持開幕，數位部長及軍頭皆與會（Aqsha, [et al.] 1995: 232）。
[28] 該會從七零年代末期開始，也不直接涉入政治，每次開大會，就有政府高官與重要軍事領袖參加（Nakamura, 1980: 282; Aqsha, [et al.] 1995: 215）。
[29] 這兩個穆斯林組織仍然不允許雙重會籍（Aqsha, [et al.] 1995: 216）。
[30] 拉伊斯1944年出生，擁有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被認為是重振該組織現代形象的人物。他的論文是有關「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的研究（Aqsha, [et al.] 1995: 215）。
[31] 長時間以來部落信仰（animists）多不是官方認可的宗教信仰，所以信徒人數急速滑落（Aqsha, [et al.] 1995: 466）
[32] 先知使徒會的領袖拉伊斯是反基督教重要人物（Kato, 1999: 22-23）。
[33] 對於基督徒在民宅做禮拜的事，基督教認為申請教會的執照很困難，所以有些只好在家裡非法做禮拜（AP, October 29, 1998）。
[34] 哈比比曾任二十年的科技部長。
[35] 「基要派」這個名字常常被媒體用來描述使用武力的宗教團體，但是這個詞在基督教內並沒有負面的意思，許多教會宣稱他們就是「福音派」、「基要派」，或「福音基要派」。
[36] 當然「先知使徒會」並不是激烈的基要派，我們看到還有些人（例如星月黨）主張印尼應該採用伊斯蘭法禁酒廢娼（Kato, 1999）。
參考書目
蕭新煌，1997，〈重新認識東南亞的幾個課題：台灣觀點〉，《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
梁東屏，1998.09.15，〈印尼一千七百萬家庭面臨缺糧〉，《中國時報》。
邱恬琳，1999.01.12，〈印尼華商發心，響應慈濟大愛〉，《中國時報》。
Aglionby, John. January 21, 1999. “Two-day Religious Riots Rock Indonesian Island.” Guardian Newspaper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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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qsha, Darul （et al.） 1995. Islam in
Asiaweek. January 29. 1999. “Politics and Religion: Three Muslim Leaders Make Their C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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